渥 丹
詩人袁水拍（馬凡陀）以平易通俗的口語，在三年間，寫成了一百首以上的山歌。山歌原是農村所流行的歌謠。作者把他的詩取名為“山歌”，從這裏可以看出，詩人是在追求著這種山歌的民間形式，被搜集在《馬凡陀的山歌》裏麵的一百首詩，從大腿電影到毛巾選舉，從經理口唱到加薪秘史，從克寧奶粉到赫爾利，其中大部分都是反映市民生活的，從最小的事物到最大的事物，包羅萬象，無一不表現出這個買辦官僚所統治著的殖民地都市底各種形色，詩人帶著感傷嘲弄的調子，把他的山歌唱給市民們聽，這裏麵顯示出市民階層與知識分子沉痛的、反抗的呼聲。
在農村裏麵流行的山歌，無論是農民們訴說他們的陰暗痛苦的遭遇，或者是揭起憤怒反抗的旗幟的歌謠，都要比這裏所表現的知識分子情感來得大膽、樸素、率直。
但詩人是摯愛著人民的，詩人正視了人們的痛苦，也怒視著那些大腹賈買辦官僚的荒**無恥。這一點確實是異常可貴的。
《馬凡陀的山歌》出版以後，對於作者采用民間形式這一點，曾經引起了一部分朋友的責難。有的認為這是市儈主義作風，玩弄花槍的手法，對於這種誹謗的說詞，我們姑且不去提他。但這裏有著兩種相反的意見確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潔瑉先生在《文萃》上的一節文章中所說：“詩的源泉永遠是人民的，而不是枯竭了的民間形式。”潔瑉先生又說：“重視民間形式並不等於死抱住民間形式不放。”潔瑉先生以這樣的見解來否定了《馬凡陀的山歌》的某些成就。潔瑉先生底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學習舊有的民間形式與創作新的人民的文藝正是兩個矛盾的統一。因此，在默涵先生《關於馬凡陀山歌》一文（1月25五日新副）裏便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誰在死拖住民間形式的呢？恰恰相反，我們的缺憾不正是對於民間形式太不注意，太不重視嗎？不是一來就把它判定為‘枯竭了的’嗎？哪裏談得上死抱住？”默涵先生的說法，就恰好補充了潔瑉先生的意見。這裏就說明了我們要學習舊有的民間形式，更重要的卻是為了創造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新的形式，而這種形式又是決定於新的內容的。這裏即以《馬凡陀的山歌》為例，“已不全是俚謠的改編，他是有了自己的創造的”（默涵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