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 力
要說王覺老師，先說說作家田雁寧。
雁寧跟我有多重關係，不僅大學同一個窗，還同一個宿舍，同一個吃飯小組（我們有四個要好的同學每頓飯一口鍋裏攪勺，某段時期還自動加入一個小學妹，是為五人），還是同一個文學社的業餘作者，他是社長，我是社員。
我們在省級刊物正式發表小說是同一年，大學假期到《四川文學》編輯部去做業餘編輯也是同一批，從業餘作者變成專業作家也是同一時，當然後來的采風體驗生活、走京上府參加各種文學會議，甚至去上海的南京路新華書店簽名售書都是我倆在一起。
這就帶來了一大好處。比如我記性不好，大事能記得，中事模糊，小事往往忘了，要是有什麽需要回憶的，第一想到的就是雁寧老兄，他有一副好腦子，好記性，幾十年歲月風煙中湮滅已久的往事，隻要問他，保證給你一一提示個門兒清。
比如前不久，想寫一篇回憶重慶文聯王覺老師的小文，忽然對一些時間地點之類的細節有些把不準了，趕緊求之於雁寧：“糊塗的我向兄求證幾個細節。當年我們應《紅岩》雜誌社之約去重慶寫稿，具體是八幾年，是夏秋之間嗎？另外，住的重慶南山的那個領事館是法國的還是哪國的？”
清醒的他：“大概是八四年夏秋之交。住的意大利大使館，在法國大使館吃飯，再去蘇聯大使館開會，跳舞。”
糊塗的我：“哇哇，當年好浪漫，真個是文學的春天。當年與王覺老師接觸不多，隻開會時聽他講講話，在文聯大院碰上時聊幾句閑篇。但得寫一點文字，以誌紀念老一輩、紀念那個開放的年代、紀念我們的文學青春。”
清醒的他：“好時期，好浪漫，值得回憶。還記得在法國大使館為我們煮飯的那個女人和可愛的小女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