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鋼
1975年某天，在一家工廠做工的我收到一封署名“楊大矛”的信，信中說偶然讀到了我的一些詩，感覺很好，想約我一見。我不認識楊大矛。有人告訴我說楊大矛是一位詩人，在重慶市文聯工作。
我想了想，楊信中所提到的詩，肯定是指我的一本詩集。1968年我到海軍當兵後，曾憑一時心血**寫了幾首詩，不料卻被南海艦隊的女兵們傳抄，甚至傳抄到廣州軍區的女兵那裏去了（多年之後我發現，就連武漢軍區女兵的筆記本上，竟也有抄著我的詩的）。我很興奮。這事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促使我接二連三地又寫了一堆。現在回看這些詩，既有單純幼稚的紅色熱情，又有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情調，總的來說很可笑，但才華也還是有一點兒的，很迎合女兵們的趣味。當時的女兵多出身於軍人幹部家庭，她們一般都有拿著個小本子亂抄亂傳的優點。
1973年我退伍後，為了保存這份虛榮心，也為了紀念自己為女兵們寫詩的光榮歲月，我把這些詩十分工整地謄到本子上。又有舊日的同學來為它作序，畫插圖，手繪了很漂亮的封麵。於是，一本像模像樣僅有一冊的詩集就被我自己出版發行了。我還為它成功地舉行過幾場小規模朗誦會，由我本人一誦到底，我善於用許多“啊”把大家弄出渾身的雞皮疙瘩。這本詩集平時在朋友間傳閱。後來我才知道，它是由青年詩人兼好事者王長富傳給楊大矛先生的。
不過就在楊大矛先生讀到這些詩的時候，我的愛好也正發生著多方麵的變化。一方麵我密切關注時局，熱衷於騎著個鳳凰18型自行車去參加飛行集會，在一些小場合發表危險的政治言論。另一方麵由於當工人，我對工業生產也十分關注，我的案頭堆滿《鉗工手冊》《鈑金工》《機械製圖》之類的書，我有空就鑽研，企圖弄懂。並且在我的桌上還放著幾個裝有米吐爾幾奴尼的化學小瓶子，我正忙著建暗房、配顯影藥、自製放大機，因為我對攝影的興趣也同樣濃厚……其實當時我正徘徊在人生的多岔路口：抬腳朝工業的路上走，興許將來能成為一個八級鉗工師傅；朝著照相那邊多靠靠，可能日後會變成一名優秀的攝影工作者；而如果繼續在政治方麵散布言論，我基本上就快要鋃鐺入獄了。接到楊大矛先生的那封信，我根本就沒有文學心情。我覺得那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整個國家亂哄哄的，談詩又有何用呢？那一次，我沒有與楊大矛先生見麵，甚至連信也沒有回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