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平
我稱呼王覺伯伯為覺伯，可不是一如其他人那樣，既是尊號，也近乎外號。1981年寒假回渝，陪父親在文化宮看熱鬧，偶遇覺伯。父親一邊同他握手，一邊招呼我：“這是你王覺伯伯，鼎鼎大名的老紅軍，文聯書記。”覺伯一邊問：“這是老大老二還是老三？”一邊把另一隻手向我伸來。那隻手，骨，瘦，相當有力度，還有溫度。當他從我父親口中得知我的名字，在哪兒上學，也在寫詩時，爽聲說：“好，好，寫了好東西，要先給我喲，那嘛當然，這是個約定……”
分手後，我迅速從父親口中腦補：覺伯1921年出生，長父親一歲。按巴蜀風俗，我天經地義該稱他覺伯。此後，大學畢業回重慶工作，在文化圈子裏，能經常看到他的身影，聽到他的聲音。於是乎，稱呼覺伯，順嘴就來。
這一順就順到了1986年。年初，我的長詩《雩舞》在丁玲主編的文學月刊《中國》上發表，牛漢先生親自撰寫讀後感《呼喚甘霖》。《新華文摘》1986年四期全詩收錄。重慶老詩人餘薇野一次在會上激動地說：“像這樣超過400行的詩全文摘進《新華文摘》，我這輩子沒見過幾次。”詩評家呂進先生評其為“人的劇詩”。這年六月，我受命主持重慶市博物館工作。那時，重慶作協仍在文聯機構內，覺伯作為文聯元老，文化界知名人士，常見身影。一次，他讓我會後留一下，說有事。等會後人散去，他劈頭一句：“我倆約定了的，有好稿子先盡重慶用，你的《雩舞》是怎麽回事？為什麽不投《紅岩》？”他老人家真的生氣了，臉漲得通紅，青筋直冒。
詩《雩舞》結構於1982年我在山東大學讀考古的最後學期，因在北方找不到我追求的語感，隻寫了個題記。回重慶後，迅速在城鄉煙火氣和巫文化氛圍中找到了想要的節奏和語式，1983年5月完成於枇杷山老博物館。沉澱幾個月後，我用複寫紙拓藍兩份，一份留底，一份親自送到《紅岩》雜誌××老師手中。三個月後，得到不予刊用通知，理由是詩太長。因我強烈要求退稿，又數月後，厚厚的複寫稿退還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