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軍人，在重慶跳傘塔第一個表演跳傘的人就是我！
我出生在1923年的合川，是家中獨女。父母開川劇團，在那個年代還算家境殷實，所以我讀書一直讀到大學。我高中在北碚的國立重慶師範讀的（那時候的師範是高中），同學很多都是全國其他地方逃難來的，他們不僅沒有錢，甚至也沒什麽行李，很多都是靠走路來重慶，所以我那時就很痛恨日本人。
我們的老師也來自全國各地，很多都是水平很高的教授，當時有名的戴愛蓮還教過我們跳舞！我們還有滑翔機課——滑翔機不用起飛，是用橡皮筋一樣的東西彈上天。我開滑翔機的時候還把飛機的左邊翅膀撞壞了，老師罰我不準再開，哈哈。
上學時，我們還坐船到重慶來過，那時候跳傘塔剛修好，很有名氣，政府要在那裏辦活動招待外國政要，我們班就被安排在跳傘塔給他們表演舞蹈，有中國舞，也跳踢踏舞之類的國際舞蹈。表演完畢後，老師問有沒有人願意表演跳傘，我膽子大，就自告奮勇地報名了，於是我成了第一個在跳傘塔表演跳傘的學生。
1944年，從重慶大學新聞係畢業後，我聽從國家號召，參加了青年軍，進入政工班第三期，後來被分到政治總部政工隊，成了現在說的文藝兵。在政工班的時候，我們的班主任是蔣經國，所以我們都自豪地稱自己為“蔣經國的學生”。 那時候美軍也駐紮在重慶，很多美國大兵都跟我們一起生活、活動，我性格活潑，愛好多，所以和美國人特別合得來。他們教我們英語，我們就教他們中文，而且還是重慶話。
我在政工隊一直升到中尉，隨後被分到綦江202師政工隊，計劃抗戰勝利以後隨部隊去台灣參與接收工作。1946年春天，我們坐著登陸艇去台灣高雄，一待就是三年多，在高雄的時候我被升為上尉，也擔任政工隊副隊長。說起在台灣的生活，比在重慶跟美軍一起生活都好，那時候我們住的是日本人修的帶榻榻米的房子，你別說，修得還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