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茶居開門七件事之末，可見茶非日常生存的剛性需求，但畢竟進入了俗語，也就足證喝茶已是深入民間底層的第一休閑消費。
中國是茶葉的原產地，上至帝王將相、文人墨客，下至挑夫走販、平民百姓，無不以茶為好。所不同的，不過是或於密室，或於廣庭，細品牛飲，各有其道。
難得閑暇獨處，翻閱好友戴前鋒先生窮30年心血拍攝的影像重慶《故城》，並非作為印製出品該書的企業負責人常規質檢，而是這一本書，從頭到尾都在撩撥我這個地道重慶人的成長記憶。一頁一頁翻看，也仿佛一年一年的路徑搜尋，三四十年歲月堆積下來的往事浮現於上下石梯，隱卓於黃葛樹影。我最熟悉的那一片區漸現於書中“渝中區”的章節，鵝嶺公園、王家坡、七孔橋、國際村，還有童年時住家的所在地徐家坡，假如沒有戴前峰先生的影像指引，這些地名所應對的“原來的樣子”或就會如一杯泡殘的茶，色淺味淡，在日常的忙碌中被記憶棄之如敝屣。然而殘茶亦曾有香冽時，仿佛忘懷，其實並未忘懷，此時一人、一茶、一書，獨盞孤燈中書裏的影像變得鮮活，腦海裏卻蜂擁起與茶相關的一段熱鬧，算來也是差不多40年前了。
往前追溯40年，渝中區那時稱市中區，鵝嶺正街卻還是叫這個名字。有個“利民茶館”，對於當時才剛剛小學一年級的我來說，是一個和茶關聯並不緊密的存在。說到底，對於一個幾歲的孩子來講，茶味澀苦，並不是心目中能夠存念的飲料。之所以能夠在童年就對一個茶館如此熟悉，實在的理由隻有一個：爺爺要去。
原本跟著父母遠在東北，婆婆去世，我便被送回來陪伴孤身一人的爺爺，所以盡管當時才6歲多，卻也心智早熟，存了一個照顧老人的親情擔當。每天放學回家就守著爺爺，當然爺爺可能覺得其實是他守著我。做作業、吃飯，然後上利民茶館，這就是我的放學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