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地點一下頭。
“她就是這樣一個人。看上去弱不禁風，但說話辦事，利索幹脆，走路如風，筋骨如鐵。生活上有個大姐，工作上又像大哥，總之她是個特殊材料組成的人。”馬識途這樣評價她。
重慶之後，她又回到了上海。
這時的上海，是一個垂死的政權企圖借以作為繼續苟延殘喘的最後一塊“富國之地”，因此反動政府對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更加警惕，加倍追尋“苗頭”，一旦發現有“共黨”活動，立即采取殘酷鎮壓。作為中共上海局組織部長的她，承擔著更加艱巨和繁重的任務，既要發展組織，更要保存實力。一向勤儉和清廉的她，現在偏偏要天天裝扮成“闊太太”，穿梭在“十裏洋場”，以求在敵人眼皮底下開展黨的工作——她的性情變得更加“鐵青一塊”，無論在什麽場合，都很少有笑容，即使在黨內，所有的話語也都是“大姐式”的。聽到有人背後議論，她不以為意道：“隻要少犧牲一個同誌，你們恨得我咬牙切齒也無所謂。”她清楚，在革命隊伍裏，多數同誌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失去另一半的痛苦，她已經嚐夠了，“我不想讓其他人也去嚐試這份痛……”為這，她作為黨的組織部長，對人、對幹部的要求就是比一般人嚴出許多。
上海要解放了！許多在地下工作的人都渴望早一刻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去自由地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和敞開胸懷去高唱一首歌，而她，就是為了滿足更多同誌們的這種願望，隻身去了香港，去一家一戶地做工作、作動員，將滯留在香港的那些國寶級知識分子帶回祖國……
新中國成立，她成為了第一任監察部部長。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主席建議時就這樣認為：她是一個沒有個人私事掛念的人，也是一個沒有私心影響工作的人。是的，她的愛人早已犧牲在上海龍華，唯一的一個孩子在蘇聯也再也沒有找到。她隻剩下自己一個人，她說她除了是他的“芳妹”外，就是一個“革命的女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