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台灣作家施叔青
問題小說
施叔青：“文革”似乎改變了你的一生。聽說你本來誌在數理化，是這樣嗎？
韓少功文革”開始，我才十三歲。父親不主張我讀文科，認為那樣危險，要我學好數理化，以後當個工程師什麽的。我對數理化也很有興趣，初一就把數學自學到初三。一九七七年考大學前夕，我還一天攻一本，不到十天自學了高中全部數學課，結果一進考場拿下九十七分。這當然是後話了。我下放農村當知青的時候，數理化一點也不管用，全國的大學都關閉了。我隻能在鄉下編寫點黑板報，寫寫公文材料，自己偷偷寫點詩歌，算是自得其樂。一九七四年以後，形勢稍微鬆動，我可以私下讀到一些優秀文學作品。在這之前，看得到的隻有馬列文選、毛澤東文選，還有魯迅一本薄薄的雜文，與梁實秋、林語堂筆戰的那些，政治色彩比較濃。當時沒有其他的書可看。我自己就抄了三大本唐詩宋詞，算是有了手抄書。
施叔青：你自陳一九七八與一九七九年的作品是你的“激憤不平之鳴”，已經擺脫“文革”時違心的歌功頌德。
韓少功：我從一九七四年開始發表作品。當時政治審查製度很嚴，自己也缺乏反抗的勇氣和覺悟，所以大多作品具有妥協性，頂多也隻是打打“擦邊球”，用當時圈子裏莫應豐的話，叫做搞點“老鼠”戰術。有一次我署名“小暑”，就是“小鼠”的諧音。我們那個圈子有莫應豐、賀夢凡、張新奇、貝興亞等人，大家都迫切期盼創作自由，希望有朝一日能說真話。我當知青時的那個汨羅縣，農村生活極度貧困，有一個生產隊，社員勞動一天隻得到人民幣八分錢。這還不算最差的，有的社員勞動一年還要倒賠錢。在那種情況下，違背良心講假話，實在是很卑鄙。十九世紀俄國和歐洲那些批判意味很濃的文學作品，刺激了我們為民請命的意願。但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後，我們才找到了發出聲音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