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現在考生太多，為了提高效率和判卷公正，考題也越來越格式化，有統一題庫，有標準答案。
韓少功：官僚隊伍日益龐大也是這樣來的。皇帝怕讀書人去幫助農民造反，盡量把他們往官場裏收容吧，但官員太多了以後，沒有足夠的稅收來養，於是薪水越來越低，要想活得好一點，就得貪汙受賄搜刮民財。皇帝知道大家俸銀太少，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官員太多了以後，還必然壓製工商業，靠行政特權來與其他精英爭奪資源和社會主導權。布羅代爾談到城市的時候，說西方近代以來的大城市大多是工商城市，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紐約等等，過去不是行政首都，相當一部分至今也沒有成為行政首都。連日本也是這樣，原來的首都在京都，比江戶、大阪要小得多，移都江戶，即現在的東京，是後來的事情。這與中國很不一樣。中國的大都市從來都是官城，長安啊，開封啊，北京啊，都是國家或行省的首都，主要居民是官員，加上準備當官的士，加上官場退休的紳，還有一點附屬的生活服務係統。這種“官城”的曆史和格局，就是中國缺乏工商傳統和強大市民階層的明顯標誌，也是中國“官本位”的象征。
王堯：學而優則仕，精英都往官場裏擠。
韓少功：官僚機構膨脹一直是中國的老大難，是個割了又長的毒瘤，是個大泥潭，不管什麽政權和製度最終都陷在裏麵。幾天前的報上說，上海、深圳、廣州等地的技工非常缺乏，薪水都提到部門經理的水平了，有些崗位還是找不到人手。但我們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啊，都幹什麽去了？很多父母和子弟可能還是有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就是“讀書做官”，就是看不起勞力者。這可能是科舉製為害現代社會最明顯的一種負麵功能。我的孩子從美國來信說:美國的父母們不大一樣，看見孩子當上水管工，當上消防隊員，隻要能掙到錢，能成家立業，都很高興，覺得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功。學而優可工，是他們的傳統，是他們推進現代化經濟的文化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