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史的簡化敘事
王堯：我注意到，近年來你在重新閱讀中國典籍。我由你的寫作，包括讀《暗示》，感覺到你這幾年讀書是由西轉中，或者試圖能夠融通中西的某些方麵。以《暗示》為例，你提到的典籍就有《二程遺書》《淮南子》《論語》《孟子》《荀子》《墨子》《禮記》《左傳》《世說新語》《易》《六祖壇經》等。這是否意味著你在重新理解中國思想文化？
韓少功：這個興趣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就有了，但當時由於工作忙的原因，精力有些分散，沒有好好地補上國學這一課。我雖然畢業於中文係，但底子薄，上學時的課程安排也不夠理想。要知道，那時候我們七七級學生還得批判流沙河和丁玲，還用一些“文革”時期的教材，直到三年級、四年級時才有所改變。
王堯：在當時的大學製度中，課程的安排除了意識形態原因外，也與對中國傳統的認識有關。“五四”以來，如何對待傳統一直是個問題。說“傳統”也許太大太泛了。八十年代文化熱，有各種各樣的觀點，而且言必稱孔子孟子莊子，其實我們對傳統文化知之甚少的局限在文化熱中暴露出來了。
韓少功：任何傳統都充滿著內部的差異和矛盾，就像我們每一個人，也常常同自己過不去。孔子主張“謀道不謀食”，一會兒又說廣學也，祿在其中”，還是惦念著錢。一個人尚且這樣，說話沒個準兒，何況一個學派，何況一個文化傳統呢。所謂“傳統”是這麽大，文史哲，儒佛道，從先秦發展到晚清，實在是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所以我們談傳統經常隻是大體而言，是簡化的敘事。
王堯：從寬泛的傳統具體到中國的經典文化，我們就發現，中國的經典文化並沒有在故紙堆中死去，我們今天的生存以及我們的世界觀都與經典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至少，它是我們不得不背靠著的思想資源。另外，重返經典也與當前的知識危機有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