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大規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村。這是事實。我在農村，覺得很多農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同農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實生活格格不人，與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製中產生的，是圖書館的產物，不是生活的產物。中文係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時代的陳詞濫調。“在黨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後那一段，我們經曆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現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台”，建立一個“機製”，來一個“係統工程”，完成一個“動態模型”，還要與WTO或者CEPA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