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文講所（中央文學講習所）是1984年初。當時我特別羨慕先期入學那些作家，他們一說起自己的學曆，自豪的口氣多少給我們帶來些壓抑感。“我是六期的，文革後第一期和蔣子龍、王安憶同一期！”“我是二期的，所長是丁玲，茹誌娟、鄧友梅我們同期！”而我們，已是第八期的了，所長和同學們在文學史上都不如先前那些人記得重。那時有一部人人熟知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叫《第八個是銅像》，有人特別羨慕先期的作家們時就好自嘲說第八個是銅像！好像前邊那些期的都是金的銀的，而我們是銅的一般。也有不憤勁的則說，威虎山是八大金剛，第九個才是臭老九！我們第八期那些同學大多是不憤勁兒想當金剛不願做銅像的主兒，人學不到一年就上躥高教部，下跳好幾個大學，又聯名請願中國作協，生生把文學講習所改名為魯迅文學院了，連學製也由原來的不到一年而改為兩年半。大家圖的是名正言順，怎麽我們作家協會就不能正式辦大學呢？蘇聯有大名鼎鼎的高爾基文學院，我們堂堂十億人口的中國怎麽就不能有個魯迅文學院呢？八期的學委會主任是鄧剛，我是副主任，還有黨支部的朱蘇進和呂雷，我們幾個不能有違同學的意願和信任，帶領大家折騰了幾個月。當時的所長李清泉和徐剛，還有作協的黨組書記唐達成老師都很支持我們，唐達成把自己的專用車派給我們各處去跑，書記處的鮑昌、張鍥也很支持。第二年我們八期同學和教職員工便全部戴上了魯迅文學院的校徽，老師是紅底白字，我們是白底紅字。師生們都自豪說，我們不是文講所第八期了，我們是魯迅文學院第一期！不願放棄曆史榮譽的則強調說，應該實事求是，我們是“八一期”，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最具曆史意義的一期。記得當時有位學校領導還找我談過話，希望我脫了軍裝留下當副院長。我當然不是一點也沒動心，但還是對軍裝的感情戰勝了文學院副院長的**，暗中收藏著很看重的那一枚校徽，而從沒好意思戴過一次。而一些同學則胸上戴了魯迅文學院的牌子兜裏揣著文學講習所的牌子大搖大擺上街去。偌大的京城也有不知魯迅何許人也者，公共汽車上竟有人指著同學胸前的牌牌問，魯迅女（把手寫體的文字讀成女了）學院是幹什麽的？戴牌者的自豪心情可想而知受了打擊，方才覺得，文講所也好，文學院也好，都是高教部不承認文憑老百姓也不知是幹什麽吃的一個所在啊。於是大家又要求我們學委會和黨支部的幾位別當叛徒，再繼續領導他們為正規文憑而奮鬥一番。我當時已有了遼寧大學的正規文憑，其他文憑於我已無實際意義，但我不能當叛徒，又和大家共同努力了幾個月（最後的努力也有第七期的同學如高洪波等的參與），終於獲得了中國最鼎鼎的名牌——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錄取通知書，學費也如數交齊了，但開學後我卻一天也沒能去讀。我認為，單說培養作家的話，哪地方也不如魯迅文學院！這話走題了，回頭再說我們“八一期”那段難忘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