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記者連續記錄了中蘇的這場紙上的吵架。1964年4月，赫魯曉夫狂傲地說：“中國想告訴西方的工人們，你們掙那麽多到底是為什麽？你們知道你們置身於什麽樣的危險之中嗎？你們在退化。”赫魯曉夫向他的觀眾們喊道：“同誌們，這樣做是荒唐的，難道我們應該將我們的工業轉為生產線嗎，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勒得更緊？這樣能激勵人民前進嗎？前進去哪裏呢？難道是去墳墓嗎？他們自己的人民想要什麽呢——大米還是戰爭？我想應該是大米。”
赫魯曉夫暗示道，中國人隻是嫉妒蘇聯的富裕——他又補充道，而富裕正是革命所必需的，因為這可以鼓舞任何地方的工人。而且，如果中國有經濟問題，那麽他們隻能怪罪他們自己“魯莽的試驗”。赫魯曉夫回憶起1958年毛澤東怎樣告訴他，中國準備建立農業公社，顯然赫魯曉夫依舊因為毛澤東沒有向他谘詢而深感不滿。“他並不是詢問我，”赫魯曉夫說，“他是在告訴我，所以我當時說，‘這是你的事，你可以試試，但是我們很早以前也試過，可惜是以失敗而告終’。”
像往常一樣，赫魯曉夫的演講總要引用列寧的話作為論據；也同往常一樣，毛澤東的回擊中也引用了列寧的言論。迷惑不解的西方觀眾隻是在揣測：“到底他們誰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而那位先知到底說了哪些話？”
問題在於列寧在他幾十本書、宣傳冊以及演講精選中說過很多的話，足以為任何情況的任何一方作證。而且，他作為失去信心的流放者、作為蘇聯街頭革命的組織者、作為一個政府的領導者，自然有各種不同的觀點。這樣，這場關於引用的爭論不得不繼續下去，直到贏的多數變成羅宋湯，但是這場爭論的實質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和平共處：緊緊追隨馬克思的列寧相信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競爭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戰爭，而且“蘇聯與帝國主義肩並肩地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最終必須有一方取得勝利。而在這個結局來臨之前，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一係列的戰爭衝突是在所難免的”。列寧相信戰爭會帶來大破壞，而這正是傳播共產主義所必需的。他隻是幾次含糊地提到過和平共處，還是由於特殊原因——他曾經想使蘇聯避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