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樂於犧牲並非出於個人利益，而是或清醒或盲目地為了捍衛他們的尊嚴：就如同基督教對於奴隸，國家對於公民一樣，共產主義對於工人而言無比神聖。”
安德烈·馬爾羅的性格就是這樣鑄就的，並且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有明顯的反映。他在20年代的廣州待了兩年，是當時尚與共產黨聯盟的國民黨主管宣傳的代表。1965年8月初，馬爾羅作為中共領導人的客人40年來第一次重回中國。正是中國共產黨完成他年輕時曾為之工作過的革命事業。但是，由於個人主義過於突出，他一直未能加入共產黨。馬爾羅對於共產主義的覺醒來自“蘇德協定”的簽署，從那時起，他就投入到另一種更為狹隘的主義——“戴高樂主義”。
馬爾羅的故地重遊隻不過是為他充當信使的任務掩人耳目。表麵上，他離開“法國文化事務部”的辦公室是遵照醫囑進行長距離的海上航行以便徹底放鬆。而他登上汽船“勒蘭·伯爾德吉”號，目的地原是日本，卻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飛機到達香港。接下來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來到廣州，參觀了黃埔軍校，那是他1925—1926年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離開廣州後，馬爾羅在北京花了4天的時間，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遊覽故宮和頤和園。他還同中國外交部長陳毅進行了3個小時的會談；馬爾羅樂觀地稱這次會談為“有限度的交流”，據說內容包括兩國間的文化關係。接著，他被安排參觀了洛陽的龍門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澤東在長征之後設立根據地的延安，欣賞那裏遍布窯洞的山脈。
在回京後的宴會上，他和陳毅互贈鮮花，接著又與中國總理周恩來進行長時間的會談。在談到共產黨中國和法國時，馬爾羅說：“我們的社會體係的確各不相同，但是有這樣一個事實：法中兩國都不得不麵對一個強大的侵略者，他們帶著大炮到不應該來的地方挑釁。”馬爾羅指的可能是日本侵華，但北京很可能理解為朝鮮半島上的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