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尼克鬆政府按捺不住躊躇滿誌的心態，對早些時候由總統即將開始的北京之行所引發的陶醉感和恐懼感進行仔細的評估。尼克鬆向國會領導人及內閣作了簡明扼要的部署。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分別與一些感到最緊張的國家和地區的大使們進行了磋商，包括台灣、日本和蘇聯的大使。所有的會談都堅定地表明：除了會談，長期交惡的中美兩國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一項來自白宮的指示甚至命令華盛頓的官員們不要與新聞記者討論與最高首腦會談有關的安排、日程或政策意圖。不僅是北京堅持要求保密，據稱共產世界通常會對美國媒體的任何猜測性報道作出正式反應，所以一條錯誤的報道將會給敏感的會談招來“殺身之禍”。事實上，美國政府的施壓活動恰好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勾起人們的好奇心。在公開文明的社會中，總統關於這一重要行動意義的戲劇般的闡述是恰當和必要的。非尋常的新聞封鎖會導致胡亂猜測，甚至給順利舉行最高級會晤帶來更大的危險。
在通往北京曲折的道路上，美國外交麵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是台灣的國際地位，特別是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問題。但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是華盛頓－北京在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的合作具有哪些潛在的影響。華盛頓試圖否認尼克鬆的北京之行與結束戰爭有任何的直接聯係。盡管這樣，大約一年以前，羅傑斯在東京接受電視采訪時宣稱：“共產黨中國是未來印度支那的一個核心因素。如果他們能夠明智地就此談判，我們認為，我們會很快地製定出一個和平的解決辦法。”顯然，這種想法在目前仍然具有誘人的魅力，一些有關解決戰爭的問題極有可能會成為北京最高級會晤的一個內容。誠然，亨利·基辛格和周恩來在為時16個小時的秘密會談中談及了戰爭的問題。至少，基辛格一定會勾畫出尼克鬆訪華之前，美國事實脫離接觸計劃的輪廓。尼克鬆在北京受到熱情歡迎的時候，共產黨與美國在一邊發生激烈戰鬥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