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和平咖啡館，得在四聯理發店向右轉，然後經過東風電影院，一直沿金魚胡同向前走。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被關閉之前，這家咖啡館吸引著北京一些最時髦的年輕人，像“穿著柔軟光滑的襯衫和裁剪得體的西裝，還有緊身的喇叭褲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國；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飾分層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從下巴以上，他像個強盜。從脖子到膝蓋，他像個剛剛從街坊小館出來走進倫敦迷霧中的英國人。但他的膝以下，那裏他的軍褲配上他的卡其布運動鞋，他看起來像中國人。他的裝束——淺呢軟帽、雨衣還有軍裝——塑造出一個被截成三截又被拚湊在一起的形象。”
這就是奧威爾重新發現的北京人，他自20世紀50年代從哈佛燕京研究所畢業後，就一直在關注著中國。他第一次到大陸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許多事情。中蘇關係之間的裂隙和對美國最近在東南亞的戰爭的回憶加深了中國傳統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對外來者的不信任。雖然他為了和平與友好而風餐露宿，但奧威爾感覺他就像在“野蠻安排”的實驗的一部分。沒有平常的談天說地，沒有通信地址的交換，當然也沒有女性同伴。“在中國缺少世界主義的城市街道上，當我走過時，我有時會看見母親保護性地抱住她們的孩子。”
從1978年起，奧威爾幾次重返中國去尋找那些改造過的街道。與過去相比，主動介紹的多了，對西式服裝刮目相看。在和平咖啡館裏，王益民掃了一眼美國香煙、帶有防震裝置的手表和硬通貨。他和他的朋友喝摻有啤酒的橘汁蘇打，並討論哪一個外國參觀者願意同他這樣的人相處。
奧威爾能講漢語，最後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冊子；但他對王益民到底從事什麽職業卻始終拿不準。對他的印象深刻是，許多中國人表露出表達言論和欲望的意願。一位年輕的女性說，她夢想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當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對我最好的東西。我認為那是人性本質。”奧威爾發現這樣的情感與國家創立人的正統觀念背道而馳，就像那些高舉毛的小紅寶書的人突然懷抱心理訓練的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