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在杜布納研究所的那段曆史，王淦昌當年的得力助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光召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朱光亞院士都有難忘的感受。在此摘錄周光召說過的一段話：我和王先生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時，他已經接近50歲了，我們對當時迅速發展的髙能物理都沒有經驗。王老作為中國組的組長，為了維護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榮譽，組織大家從頭學起。每天晚上在中國同誌內部開展互幫互學，王老自己也不例外，與大家一起學習，以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很快，王老領導一個小組建成了蘇聯當時第一個大型丙烷氣泡室，並開展實驗工作……我們都知道，一個年近50歲的科學家要轉向新的學科領域，學習新的知識是何等地困難。但王老以他高度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艱苦的學習戰勝了困難，不僅完成了這個轉變，而且很快就成為了新領域中出色的專家。
王淦昌心裏清楚，他作為中國組的組長和聯合研究所副所長，他身後不僅有一批來自兄弟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更有像斯大林和毛澤東等領導人都在看著他工作呢！當然作為對手的美國人也在死死地盯著他。從當時的物理科學領域看，競爭也是處在白熱化狀態。特別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基礎科學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熱門的研究前沿課題，加上政治家們狂熱的叫喊，對基本粒子與原子核之間相互作用及其轉化規律性的認識，成為當時著名科學家最醉心的研究項目。王淦昌現在執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搶先研究出成果實在有點說不過去。然而諾貝爾獎為什麽對基礎研究的科學成就特別偏愛呢？就是因為任何一門基礎科學的突破太不容易了，而當一個基礎科學領域裏出現新的重大發現，它就有可能改變我們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