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農業學大寨”本身確有它的可取之處，如大寨人的艱苦奮鬥精神，改天換地的英雄氣概，對那些需要整治窮山惡水、積極創造條件擺脫貧困的廣大農村，是十分可貴的經驗。常德盛用了近30年時間改造蔣巷村舊貌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學大寨精神有著直接關係的。然而任何一種經驗隻能是在某些情況、某種情形下是經驗，並不能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絕對真理，更不能成為一種模式而被一成不變地加以盲目推廣，甚至是強加於人。這種違背客觀的做法本身就有悖於我黨的實事求原則。但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大寨精神”到後來也漸漸變得被廣大農村幹部特別是農民們所嫌煩，因為他們不僅沒再從這種“大寨精神”中學到什麽或嚐到什麽甜頭，相反倒是吃盡了苦頭。
常德盛打當支書的頭年開始就是上麵的“紅人”。按理，他該是在服從上級精神時最聽話、在執行有關政策中最不走樣的幹部了。可常德盛偏不盲目，他認為在對待農業問題上，農村基層幹部是最有發言權的，因為這個發言權是腳下的土地和廣大農民給予的。離開了土地的呼聲，離開了農民的呼聲，任何一種其它的聲音都有可能是不科學的。
農民兄弟可能還都記得，在那股學習“虎頭山”風潮中，特別是南方廣大農村，不知是那位“專家權威”出的主意，一下刮起了大種稱作“革命稻”、“方向稻”的咫風。那時我也生活在農村，記得有一年“上麵”下達指示，把過去隻種一季的水稻田全改成種雙季稻，即由原來的一年種一熟小麥一熟水稻的“雙熟製”，改成一年種一熟小麥兩熟水稻的“雙三製”。還是那一年四季360天，還是那一塊薄薄的地，還是天上那一個太陽，卻要插播整整一熟稻。不要你說你在長江地域的非亞熱帶沒有那麽充足那麽長的日光季節，不要你說你的農民兄弟隻有一雙手一雙肩膀，種“雙三製”就是“抓革命”，就是“方向對頭”，反之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在這“雙三製”的咫風下，那時我所親眼看到和經曆到的蘇南一帶農村，真的發生了可能是有水稻作物以來最大的一場“革命”——從“清明”節開始到“冬至”的六個來月時間裏，完成兩熟水稻的播種與收割任務。這種被稱作為學習“虎頭山經驗”成果的“革命稻”、“方向稻”，簡直把農民兄弟們折騰得就差沒背過氣去（其實因種這“革命稻”、“方向稻”而背過氣的人，在當時可並不是小數。我親眼目睹的就有好幾位——那“大伏天”本來是農民“著鬥笠怕熱煞，乘著風涼看稻長”的農閑季節，可種“革命稻”後，這烈日炎炎的“三伏天”正好是頭季稻收割、二季稻插秧的最忙時季。為了趕天趕地，那時每個生產大隊都要“喇叭掛田頭、廣播通床頭”那麽幹，不管男女老少，老弱病殘，都得參加搶收搶種的“雙搶卜大忙。我勞動的那個生產大隊，就曾經發生過一個“雙搶”季節裏活活死去了二老一女的悲劇。那種勞動強度，換誰都難以經得住。你想，在室外氣溫高達四十度下，不是一整天頭朝黃土背向天地在燙手燙腳的水田裏插秧，就是一整夭或鑽在玉米地裏或站立在打穀場上收割。夜不能納涼，一塊塊水牛翻耕的地需要平整；晨不能入眠，一壟壟禾秧必須預先拔好……在如此強度的連軸轉下，一些體質差的不背過氣才怪。）然而，如此代價的付出，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由於日照時間太短，農民兄弟們舍命辛辛苦苦種下的兩熟水稻，到頭來將打下的穀子那麽一上秤，卻眼巴巴地不是與過去傳統的單季稻產量打個平手，就是畝產最多不超過百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