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裏，我們讀到了一篇為孔子、為儒家學說大抱不平的文章，說孔子是世界四大古代偉人之一，與耶穌等並列，並居首位，而且還拿出了我們在此書前麵引用過的萊布尼茨、伏爾泰當年誇獎過中國、誇獎過孔子的言論作證明。
不知怎的，我深深地感到悲哀。
不錯，萊布尼茨曾誇獎過中國，說中國有一個令人欽佩的道德，父慈子孝，從君王至平民，好似一家人一樣親近。
伏爾泰也試圖借中國的例證來打倒神學的統治。在法國大革命的宣言中，甚至引用了孔子的話作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我們都不否認。
不借，對於神權統治而言，君權統治應該是個進步的——但法國大革命不正是先打倒了神權統治而後再摧毀君權從而分了兩步走的麽？在打倒神權之際，借用一下君權又何妨呢？
何況他們對中國並不真正了解呢？
萊布尼茨是在他頭腦中構築了一個道德的社會，把中國當做了道德的楷模，以為中國正是他的理想所在。
然而，他是大錯特錯了。
對於他來說，當時的中國，隻是一個道德的烏托邦！
中國竟也成為過西方的烏托邦——這該不是天方夜譚吧？！
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中國，在當時，平心而論，不正是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秩序而維係下來的一個道德社會麽？不是明君賢臣、慈父孝子充斥的社會麽？乍一想，這不很完美、很理想、尤為很道德麽？
但是，正是在這個道德的烏托邦裏，當時又發生了什麽呢？其實是等級森嚴、特務橫行、冤獄遍地……試想一想關漢卿的《竇娥冤》吧，六月飛雪，天昏地暗，赴訴無門……
“存天理，滅人欲”，給人民造成了多大的毒害及多麽深重的災難。後儒社會的實用理性，導致的便是“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