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種精神力量遠遠超過了多賺與少賺錢的意義。另一方麵從經商的條件看，馬路市場與正規市場之間的差異也極大。過去在馬路邊擺攤，其規模、其信譽都受影響。進入室內市場後就大不一樣了。每一工商戶都有固定的攤位，固定的經營場所，顧客從你這兒買東西也放心，如果發現問題可以隨時找到貨主，還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門論理索賠。攤主的經營形式更是發生了質的變化。馬路市場時期一不敢多進貨進長貨，二都是現錢進貨現錢交易。正規市場後的經營形式就多樣了，攤主從貨源地進貨時如果該商品銷路好時可量大吃進，如果資金周轉緊張時供貨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發貨，待貨出手後再與其結賬。而何海美告訴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義烏經營者之所以發，是因為他們這些個體經營者進人小商品營銷市場時，貨源方大部分是國營企業的滯銷產品，他們進貨時不僅價低，且大部分都是銷完再結算，這使得何海美他們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別是當某一滯銷產品的企業得知義烏人給另一個滯銷產品的企業解決了大難後，就主動找上門請何海美他們代銷代售，甚至出現半送半賣的現象。
這一階段，義烏很多人賺了大錢，也使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名聲大振。一時間，似乎好賣或不好賣的商品，隻要到義烏、到義烏人手裏就可以賣個好價錢，就可以變死錢為活錢。早在雞毛換糖時就有異地交易傳統的義烏人，這回更是發揮所長，有的經營者人未出義烏，卻把廣州的緊俏產品與上海的滯銷物就那麽―交換，嘿，錢嫌老了！然而這僅僅是有形的物質世界。對義烏廣大個體經營者來說，他們通過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支持中獲得的收益，不單單是豐厚的鈔票，更豐厚的是思想上的飛躍與進步。黃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吳承先等一批曾在極左年代視為帶頭搞資本主義的經商積極分子，都是在這時先後加人了中國共產黨，他們以自己守法經營、助人為樂和慷慨支持公益事業的行動，在廣大個體經營者中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力，為整個義烏市場的良好風氣奠定了基礎。十幾年後當我來到義烏實地采訪時，雖然主人沒有專門為我介紹這方麵的情況，但當年這批個體先進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帶頭作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場裏找何海美和馮愛倩等人采訪時，她們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並非在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專門為市場和別的經營戶做事。什麽勸架呀，什麽幫助聯係運輸呀，或者找消協呀，總之沒有一粧跟自己生意有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