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麵說的不是沒有道理。於是吳克銓他們請上海方麵找有關部門審批。上海有關部門一聽就瞪圓了眼睛說:“好哇，你們上海人不為上海人辦事，跑到江蘇去辦什麽廠？怎麽，想當漢奸咋的？再說，即使我批了你們，可我也不能給你們拿到北京部裏的計劃呀！亂彈琴。”
一大圈走過後，吳克銓和包括龔兆源、錢一平在內的昆山人好不懊喪。簡單一句話:自由戀愛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結婚證”。沒有“結婚證”就不可以同居過日子呀！不少昆山人開始退縮了，但在北京的國家計委大機關呆過的吳克銓說:“上海、南京辦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辦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這樣，吳克銓帶著縣辦公室的有關同誌多次北上，到紡織工業部找熟人、找關係，從處長，到司長，再到部長，一層層地找……最後這樁“婚事”總算在兩年後正式拿到“結婚證書”。
“這個廠是由上海的寶山、金山和我們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來的，我戲稱它為‘三山廠’。那時候，辦聯合企業真就像登山那麽難，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絕對不是件容易事，不比現在開放了，區域之間的合作就像走親戚。80年代初，我們的這種區域合作確實像地下工作一樣。講個真實的事——幾年後，我們昆山撤縣建市，上海來了很多領導，可我們自己的江蘇省方麵才來了一位副秘書長。那次會上有人半開玩笑地問我:‘是不是昆山已經劃歸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見，發展區域經濟的曆程也像國家的改革開放一樣，在初始階段同樣充滿著矛盾與複雜的社會背景。昆山之所以能夠在後來成為全國縣市的‘百強之首’，創新始終是我們前進的基本動力源。”吳克銓總結昆山經驗時說。
通過與上海攀親所完成的第一樁婚事——紡織廠聯營的成功和兒童印刷廠、水泥廠等單位的實踐結果，這時候的吳克銓漸漸形成了一個思路:假如尋找出一條適合昆山實際發展的經濟路子，是有可能大有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