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的父老鄉親知道一個樸素的道理:放欄的豬崽養不大。鄉鎮企業作為中國特有的一種經濟企業形態，它的根是植在自由市場沃土中，可它的所有製則是“國有”或集體的。老百姓清楚，一頭豬在它小的時候你放欄讓它自由生長是可以的，可長到一定階段再不讓它歸圈欄裏飼養，一般情況下它不會長得很好，甚至根本就長不大。鄉鎮企業有點像這個“豬長”理論。
上世紀80年代前、中期，我國的農村改革風起雲湧。中央的幾個“一號文件”極大地鼓勵和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行，使廣大農民從“以糧為綱”的框框中解放了出來，有可能騰出時間和精力去辦廠子、做買賣，於是原本就有大批能工巧匠活躍在民間的蘇州鄉鎮企業便更是一馬當先，大踏步地走在其他地區之前，並且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這一“模式”在著名經濟學家、我的蘇州大老鄉費孝通先生的筆下就成了這樣的理論:“我們說的這一‘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曆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過程。”
蘇州鄉鎮企業所形成的經濟形式就是這樣被叫做“蘇南模式”的。後來理論家們將這一“模式”歸納為以下著名的“四為主一共同”學說，即:在所有製結構上，以集體經濟為主，依靠村、鄉自身的積累投入發展；
在產業結構上，以鄉鎮工業為主，帶動農村多層次、多行業、多經濟形式(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工商運建服綜合經營)的全麵綜合發展；
在經濟運行機製上，以市場取向為主，率先進行依靠市場指導發展經濟的探索和實踐；
在利益分配上，堅持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以及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本世紀初，隨著我國市場經濟越來越成熟，商品經濟得到空前繁榮與發展，商品市場開始完全由賣方轉向買方，競爭日趨激烈。這時，蘇州市委、市政府出麵進行了一場更大規模的“大推力”——指揮鄉鎮企業實行全麵轉製，引導其發展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和向現代企業製度轉變。這次“大推力”的結果，使鄉鎮企業原來的“四為主一共同”特征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像第一句中“以集體經濟為主”，轉變成了“集體經濟、民資經濟和股份製經濟等多元化經濟並存的格局”，由“依靠村、鄉自身的積累投入發展”，轉變為“多元化資金投入”；在產業結構上，也轉向“內向型和外向型並舉，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格局”；在經濟運行機製上，也從“以市場取向為主”，轉變為“遵照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理論和國內、國際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在利益分配上，也突出了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製、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等多項並舉措施，確保農民共同致富。同時在政府管理層麵上，由原來全麵的推動型為主轉變為退出對企業的直接掌控和管理，積極引導企業遵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政府致力於為發展經濟、統籌城鄉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麵提供服務。這種按照鄉鎮企業發展的自身規律來調整政府的管理職能的做法極大地激發了鄉鎮企業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使得蘇州鄉鎮企業不僅沒有在民營經濟蓬勃崛起和全球經濟衝擊中國市場時遭淘汰或崩潰，反而迅速轉舵，再度乘風破浪，顯示了蘇州人民駕馭經濟大船的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