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該說到鍾文當書記的時代了。用時代來敘述三亞發展某個階段的風風雨雨並不為過。雖然這個年輕的美麗城市才隻有20多歲，但就其走過的艱難曆程來說，它夠得上中國當代社會學家和曆史學家們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來認真地考察它，因為三亞可以說代表著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的快速發展模式。
1992年，劉名啟還沒有離開三亞的時候，中國從南到北就開始了一場自改革開放以後的又一次大的進步浪潮。這股浪潮的掀起者就是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便是這一浪潮掀起的動力和起因。
1989年“六四風波”之後，中國像一艘行駛在大海中的巨輪一樣，前麵的航程如何走，如何迅速把握方向，那個時候離開了鄧小平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似乎仍然不行，而且當時的種種跡象表明，巨輪前進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極“左”思潮的慣性和對“資”與“社”的認識仍然不統一。
因為經受了“汽車事件”以及隨後的“梁湘事件”的影響，海南的大特區建設前景和形勢，在當時很不明朗。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海南的發展形勢比起內地的其他省區來更是處在搖擺不定的狀態之中……一直躍躍欲試、想昂首前進的三亞市，自然也不免受到波及。
鄧小平看出了全國的形勢，當然包括海南和三亞的情況，於是他向自己的人民和黨大聲疾呼：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要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事業！
三亞升格地級市後，以“南巡講話”為指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用三亞人自己的話說：劉名啟把三亞穩定了，而鍾文則把三亞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