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加坡李光耀資政明確表態要在中國蘇州建立新加坡“工業園區”的那一刻起，全世界都在關注這一項目，而作為亞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一的新加坡其實也極其高度地關注著中國政府和蘇州人的行動。從1993年起，隻要中方和新方領導人見麵，都會很自然地談到蘇州工業園區的事。根據協議，中新兩國政府特別為蘇州工業園區建立了一個協調理事會，理事會主席分別由中新雙方各一位副總理擔任，中國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新加坡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李顯龍先生。中方的理事成員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林、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和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國家經委副主任楊昌基、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外經貿部副部長鄭斯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戴相龍和江蘇省副省長王榮炳及蘇州市長章新勝。新加坡方麵的理事成員則是貿工部部長、國家發展部部長、財政部長、蘇工部長、新加坡駐華大使等。如此陣營，足見中新兩國對這一項目的重視。而這一切，在蘇州人看來，固然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蘇州工業園區的關懷，同時蘇州人也深刻地體會到這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不經主觀的努力，天上永遠不會掉餡餅。
在移植新加坡“軟件”過程中，東西文化和法律與管理體製及機製上的問題，幾乎無處不在。如何處理和協調這些問題與矛盾，無時不在考驗著蘇州人的能力和他們的思想解放力度。
然而人間的路有千萬條，每個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也都在走自己的路，有的走捷徑，有的繞彎道。走捷徑的未必一定先到達目的地，而彎路則可以影響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的一段不可挽回的遲到的曆史進程。在行路的途中，有紅燈，有綠燈，行走者都希望前麵是綠燈，而常常紅燈在前阻擋著你的腳步。聰明者的智慧顯示在自己的腳步總是恰到好處地踩在綠燈閃爍的那一刻，而這需要的是努力、韌勁和超人的審時度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