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宣告了一個新的曆史紀元的誕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開始以公平競爭的方式獲得上大學的機會，當然也有不少人因為工作和勞動的突出表現而被直接送進了大學，他們畢業後在各條戰線上成了骨幹和管理者，這使得大學真正意義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學府。然而由於國家底子薄，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讀上小學、初中的就很不錯了。在建國初的十幾年裏，大學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通過十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隨著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後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開始有機會向大學門進軍。可就在這時，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政治與文化的浩劫，使中國人上大學的夢徹底地被打碎了，大學被停辦，這是中國教育有史以來受到的最為痛苦的一次摧殘，它所產生的負麵影響，使連筆者在內的無數適齡學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並在一個相當長的階段裏處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這種痛苦，並由此帶來的沉淪隻有親曆者才會有切膚之痛。
後來我們這一代人曾經有過重上大學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個白卷先生。
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給本來已經落後的中國又添了重重的一層冰霜，中國人久碎的夢何時複圓？
蒼天在問，百姓在問，更有眾多青年學子在問。
1977年8月，複出不久的自告奮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個炎熱的夏天，他心中裝著一件早已想透又沒來得及說出的大事，便在人民大會堂，親自召來四十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員，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蘇步青、張文佑、童第周、於光遠、王大珩等畢生從事科學與教育的專家。雖說那時兩個凡是仍高懸在人們頭頂，但因為此會是同誌親自主持，所以有人說這個會倒有點像神仙會，大家暢所欲言，難得這麽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