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高三生的獨白”部分，我采訪過各地的幾十名學生，在所有接受我采訪的這些高三生中，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他們對現行的教育，特別是“一考定終身”的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學校教學模式提出了最嚴厲的意見也是最懇切的希望，那便是請求社會、學校和家長們給予他們最基本的自由空間、最基本的人格尊重與做人的權利。
“我們大部分人都過了十八歲的成人年齡，不能因為高考而剝奪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權利。我們要求有——不是西方政界指責我們的那種，是我們作為新世紀一代中國青年人應有的那種既有嚴格要求，又能體現我們健康快樂與自由個性的。”一位現在就讀於北京某著名學府法律專業的學生如是說。
關於學生的概念，我問過不少家長，他們在沒有前提的情況下的回答顯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觸到自己子女的實際情況時，其回答又讓我感到吃驚。
“孩子的必須建立在一種有所約束的條件下，比如他們應該在完成學校和家庭對他們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談論此事。”——這是一位在大學當人文教授的學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兒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學生。這位教授是在恢複高考後圓了大學夢的“老三屆”生，他的體會非常深切：“我的結論是，在中國尤其是現在或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高學曆，就意味著你失去社會對你的尊重與選擇。設想一下，一個沒有高學曆的人，想讓社會來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過無數次、無數年的艱苦拚搏後才有可能，而有高學曆者可以在走出校門時就獲得社會給予你的種種機會。難道我們作為家長，有誰真心想讓自己的兒女在無盡的努力與等待中來讓社會承認和選擇他嗎？不會的。那樣的代價不僅僅是時間和金錢的問題，而且也是整個時代與民族所不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