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高全根，使我對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大學所表現出的那份強烈意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據調查，當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複高考後，真正重新進大學又把光輝前程奪回到自己手中的僅僅是數百萬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陳建功，原團中央第一書記、現為河南省省長的李克強，著名導演陳凱歌等等社會精英，就為數更少。也就是說，大部分當年的知青由於那場“浩劫”而一生斷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且由此造成了一輩子改寫人生命運的結局。
這是中國一個特有的悲劇。
這或許也是中國今天的高考為什麽越來越讓人感到進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國國民像中國人對考大學那樣表現出如此的狂熱。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學的機會，也強化了以後兩代人共同渴求衝進大學門的那種“決一死戰”的情結。這種狀況隻有中國才有。
“我再不把兒子送進大學，就意味著從我之後的幾代人便會喪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資本，也就是說在我之後我們崔姓將徹底淪為貧民階層。”通過自學已在北京市某機關任副處長的崔先生談起這個話題時，顯得異常激動。
“可不是嘛！”他的話像洶湧奔騰的大江之水，一瀉而下。“我是老三屆的，後來到北大荒去了。恢複高考時我沒有參加，不能全怪我。當時一方麵我們仍受讀書無用論影響，一方麵我在團部任領導職務，工作忙，分不開身，把參加高考的機會讓給了別人。如果說當時我自私一點，完全可以像別人那樣，扔下手頭的工作去複習，去參加高考嘛。回城後，我在一家福利廠當支部書記，工作還是那麽忙，天天都要為幾百號人的生存發展著想，還得經常跑外勤，哪來機會去脫產參加這個班那個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檔案，盡是什麽‘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先進黨員’之類，可在填寫一張張先進上報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欄一直是高中畢業。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當年在兵團給我手下打雜的人，現在個個是教授、局長。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為人家後來上了大學，身懷一張可以敲門的文憑，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們這些沒有文憑的，再拚命幹，也不如人家一張文憑‘水平’高呀——哪怕連最基本的一個車間都指揮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學的博士畢業生，照樣可以比我們早提拔到處級、局級崗位上。而我們呢，就因為沒有進過大學，所以什麽好事都與你無關。這公平嗎？可有誰能改變得了？”崔兄的一番話聽起來像是牢騷，實際上反映的確是當今的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