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的“飲冰室書齋”和梁啟超故居，中為梁啟超的坐像。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最完滿的典型代表。無論是疾呼變法圖強、宣傳西方文明，還是提倡君主立憲，他的興奮點始終與時代的興奮點保持一致，其內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張的“多變”，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曆程。梁啟超的許多真知灼見，比如立法修憲、開通民智、改造國民性，現在很受學界重視。
梁啟超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但缺乏作為政治家必備的實際操作能力，而且他還是一個“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胡適語）的性情中人。他反對康有為參與複辟帝製，但他卻真誠地為導師祝壽；康有為去世時，他還主持吊唁儀式。他應胡適之邀來北大講課，卻在課上公開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徐誌摩結婚的時候，他身為主婚人卻在婚禮上嚴厲批評徐誌摩，要徐誌摩認真對待婚姻。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醫院誤診為右腎腫瘤，親友紛紛譴責醫院，他卻告誡眾人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知識還不成熟便從根本上懷疑科學。他以生命的代價留給人世間一份最為寶貴的寬容。
梁啟超雖然已經逝去大半個世紀，但在廣東新會、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戶，不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強國、改革的願望至今仍然鼓舞著無數海內外同胞。1914年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提出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被清華大學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園內，這位風雲人物、學界泰鬥的墓碑上沒有生平，沒有任何一個頭銜。透過這座墓碑，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為國家複興而奔走呼號，為民族振興而鞠躬盡瘁的知識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啟超去世時，曾有一副對聯這樣寫道：“三十年來，新事業，新智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此次新會之行，讓我們深切感受到，梁啟超的精神雖然誕生在風雨飄搖的昨日，但在當下，其分量與價值不但不會減損，還能轉化為推動曆史和社會進程的巨大動力。紀念梁啟超，就絕不僅限於維修故居、吸引觀眾的簡單思路，他的遺址和事跡是對青少年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樹立崇高理想的鮮活教材；他那維新奮發的精神，更應為時所用，為世所用，以彼時之維新促今日之體製改革，以彼時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質，以彼時之愛國促今日之團結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