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事件初起時,朝廷中大多數人對於日本的實力都估計不足,將日本看成是“蕞爾小邦”,以為隻要天朝震怒,便可一舉**平,因此主戰觀點一直占據上風。開戰後,隨著中國海陸軍的節節敗退,慈禧太後及其恭親王、慶親王、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等開始試探妥協的途徑。根據恭親王建議,太後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前往天津,與李鴻章協商邀請各國調停。翁同龢等帝黨人物,雖然提不出挽救時局的良策,但堅決反對議和。在他們看來,妥協就是賣國。他們保持高亢的抗敵論調,某種程度上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種策略,以避免輿論的壓力。
戰爭爆發後,北京糧價開始飛漲,從最初的3兩4錢購140斤攀升至12兩購100斤。京官們開始安排眷屬還鄉。北京至津沽的車價漲至七、八兩乃至十餘兩也往往不可得。京師綠營兵奉調出征山海關,有“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幹雲霄”之慘。目擊者記載:“調綠營兵日,餘見其人黧黑而瘠,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馬之汗如雨。有囊洋藥具(鴉片煙槍)於鞍,累累然;有執鳥雀籠於手,嚼粒而飼,怡怡然;有如饑渴蹙額,戚戚然。”這與成千上萬日本男女揮舞太陽旗,唱著軍國主義歌曲,歡送親人上前線的情景,形成鮮明對照。
11月24日,旅順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恭親王、慶親王、翁同龢、李鴻藻等樞臣默坐哀歎。最後決定起草詔書,將李鴻章革職留任,摘去頂戴,著迅赴大沽、北塘等處巡閱布置。這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丟失疆域城池,本該深究查辦,但此時撤去李鴻章,就無人收拾局麵,統領將士。翁同龢日記載,慈禧太後在指斥李鴻章貽誤軍機後,也深感淮軍難馭,隻能表示暫不可動。
26日,慈禧太後單獨召見樞臣。在討論完旅順局勢後,她突然宣布,將瑾妃、珍妃降為貴人。前方形勢緊迫,內廷卻鬧家務,不由得樞臣大吃一驚。瑾妃和珍妃是宮廷政治的犧牲品。這對姊妹花剛進宮時,都是養在深閨中的千金小姐,並不懂得什麽政治。進宮之後,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後不睦,她們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寵愛。尤其是聰明伶俐的珍妃,不僅參予協助皇帝料理政務,連慈禧太後披閱奏章時,也從旁窺伺,體察懿旨。她還恃寵在皇帝麵前舉薦私人,一個是她的兄弟誌銳,一個是她的蒙師文廷式。皇帝雖然親政,卻缺乏羽翼,難以同太後形如密網的控製相抗衡,極想親擢一二通才以資驅使,又苦於難覓親信。不管這二人是否牽扯兩妃的裙帶,都不失為當朝名士,思之再三,決定提拔誌銳為禮部侍郎,文廷式為翰林院侍讀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