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一日，福臨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綏中國”，“表正萬邦”。從此，清王朝把統治中心從關外轉移到關內，大清皇帝開始君臨中夏，統一全國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1）、緩和矛盾擴大戰果
多爾袞在北京站穩腳跟的同時，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麵，又進一步采取了一係列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政策，以鞏固陣地，擴大戰果。
清軍入關後，有人建議清朝也按明末的數字進行加派，遭到多爾袞的反對。他在順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餉及正稅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時，他要求“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倘縱容不舉即與同坐。各巡撫禦史作速叱馭登途，親自問民疾苦。”於是，每年賦稅減少了數百萬兩，窮困已極的人民得以緩一口氣。
反對賄賂：多爾袞對明末廣行賄賂的惡劣作風也嚴加斥責，順治元年六月，他在《諭眾官民》中說，“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亦不得見用”，“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因此，他責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婪肺腸，殫忠效力，則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首。”因此，當時的一些漢宮都認為，“王上（多爾袞）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錢糧，嚴禁賄賂，皆是服人心處”。
打擊太監勢力：清入關後，太監的勢力仍然非常囂張，當年七月，太監要照舊例，到京郊各縣皇莊去催征錢糧。多爾袞認為這樣“必致擾民”，沒同意這樣做。八月正式下令，不準太監下去征收，而改為地方官征收。這是對太監勢力的第一次打仍以剃發與否，“以別順逆”。但他很快發現，“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於是，在進京的當月，多爾袞就改變前令，宣布“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在剃發問題上的暫時讓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頒剃發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同北方漢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爾袞對當時北方農民軍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撫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撫農民軍將士，定各官之功勞。對投降的農民軍將士，則委以不同的官職。順治元年六月，順天巡撫柳寅東見“流賊偽官一概錄用”，認為很不妥當，主張“慎加選擇”一番。多爾袞則說，“經綸之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可苛求”。多爾袞這個重要政策，對於瓦解農民軍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東、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撫平定，使剛剛入關的清政權有了一個能夠保護自己，進攻敵人的戰略基地，足見多爾袞深謀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