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社會生產
清初由於長期戰亂﹐社會生產凋敝。順治年間獎勵墾荒﹐但收效甚微。玄燁十分注意恢複和發展生產﹐與民休養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為招徠墾荒﹐修訂順治年間的墾荒定例﹐由原來最高限六年起科﹐改為“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又規定地方官能招徠墾荒者升﹐否則罷黜。實行“更名田”﹐將明藩王土地給與原種之人﹐改為民戶﹐承為世業﹐使耕種藩田的農民成為自耕農。實行蠲免政策﹐以鼓勵農業生產。蠲免的種類大體上有﹕免征荒地田賦﹑災荒蠲免﹑普免錢糧等。玄燁在位期間﹐蠲免次數很多﹐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先後將河南﹑直隸﹑湖北等九省田賦普免一周﹔五十年﹐又將全國各省錢糧分三年輪免一周。這在以往的曆史朝代是罕見的。五十一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將全國人丁稅固定下來﹐減輕了農民負擔。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全國墾田麵積由順治末年的五億五千萬畝到康熙末年超過了八億畝﹐生產發展﹐階級矛盾得以緩和﹐人口迅速增長﹐出現了所謂的“康乾盛世”。
2）、重視對黃河的治理
將“三藩”﹑河務﹑漕運列為三大要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先後六次南巡視察河工，與河臣討論治河方案。他任命靳輔為河督，識拔和重用水利技術專家陳潢協助治河，這兩人勤勞任事，治河十餘年大見成效。康熙自己究心於治河曆數十年，“凡前代有關河務之書，無不披閱”，有時親自進行試驗。他多次視察經常泛濫的永定河，通過治理永定河取得經驗。
3）、籠絡漢族官吏﹑士大夫知識分子
康熙對漢族官吏﹑名士及一般士子，分別采取不同措施﹐羅致了封建統治所需要的人才。清初滿漢官員職掌相同而品級懸殊，這種民族歧視使不少漢官心懷怨望，不能盡心為清廷效力。為了安撫漢官﹐康熙一再聲稱“滿漢皆朕之臣子”﹐“滿漢一體”﹐諭令“滿漢官員職掌相同﹐品級有異﹐應行畫一”。十六年﹐設置南書房﹐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輪流入值﹐以籠絡漢官。十七年﹐命開“博學鴻儒科”﹐以網羅負有盛名的碩彥鴻儒﹐入史館纂修明史。又吸收大量學者編纂各種圖書﹐著名的有《古今圖書集成》﹐分訂為六千一百餘冊﹐成為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玄燁對程朱理學尤其用力提倡﹐特別尊崇朱熹﹐在他的獎勵提拔下﹐大批信奉程朱的“理學名臣”如李光地﹑魏裔介﹑熊賜履﹑湯斌﹑張伯行等都受到重用。這些措施起到了收攬漢官和漢族士子人心的作用﹐擴大了滿漢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清初一些以高風亮節相砥礪﹐遁跡山林不與清統治者合作的明遺民﹐他們的子弟或學生這時都紛紛出仕﹐或參與各類書籍的編纂。滿族與漢族及其它各民族的壁壘趨向瓦解﹐直至彼此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