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俄國紳士第二天好多了，再過一天又好了一些，第三天，他已經恢複到能到花園裏來了。那兒一張柳條椅為他放在，他坐在那兒，穿著爸爸的衣服——衣服套在他的身上，有點嫌大。但是媽媽把袖子和褲子的邊給縫了起來，現在衣服挺合身的。他的臉上現在沒有了疲憊和恐懼。無論什麽時候他看到孩子們，他都會對他們微笑。他們非常希望他會說英語。媽媽給一些人寫了信，她認為他們可能會知道一位俄國紳士的妻子和孩子們在英格蘭可能呆的地方。她並沒有寫給那些她在來“三個煙囪”前所認識的人 —— 她從不給他們寫信 ——她隻寫信給一些陌生人 —— 議會的議員，報紙的編輯，各個協會的秘書。
她沒有寫什麽故事，隻是坐在離那位俄國人很近的地方，在太陽下麵做著校對，還不時地跟他說兩句話。
孩子們非常想對這位俄國人顯示友好之情，而他僅僅因為寫了一本關於窮人的好書，就被關進了監獄，並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他們可以向他微笑，他們可以這樣做，也的確做了。但是如果你經常微笑的話，那笑容就非常易於變成土狼的笑，那樣的話，那笑看上去就不再顯得友好，而隻是愚蠢。於是他們又試了其他的方法，不斷給他鮮花，直到他坐的地方很快被一串串都將凋謝的三葉草、玫瑰和風鈴草所包圍。
然後菲莉斯有了個主意，她神秘地招手叫來其他人，把他們拉進了後院，在一個隱蔽的地方，在水泵和大水桶之間，她說：
“你們還記得嗎，樸克斯答應把他花園裏的第一批草莓送給我的？”樸克斯，你會想起來，就是那個車站行李工。“我想它們現在應該熟了。讓我們下山去看看。”
媽媽曾經下過山，因為她曾答應站長告訴他那俄國罪犯的事情。但是，甚至鐵路的魅力，都沒能把孩子們從那個有趣的陌生人身邊拉開。因此他們已經有三天沒有去火車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