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對列奧納多的關注由來已久。這一點可以從他1898年10月9日寫給弗裏斯的信中的一句話中看出來。在信中，他說“也許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奧納多了，據信他沒有過任何風流韻事。”[1]而且，他的這種關注並非稍縱即逝，因為我們發現，在回答關於最喜愛的書籍的調查問卷（1907）時，弗洛伊德提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對列奧納多的研究。不過看起來促使他立刻動手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卻是在1909年秋天，因為他的一位病人。那年的10月17日，他在寫給榮格的一封信中，說這位病人的身體結構好像和列奧納多的並無二致，隻不過沒有他的天賦而已。他又補充說，有一本關於列奧納多青年時期的書正從意大利給他寄來，這本書是[原書]第82頁注釋中所提到的斯科格納米格利奧（Scognamiglio）的一本專著。閱讀了這本書以及其他關於列奧納多的著作後，他於12月1日向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提出了這一研究課題；不過，直到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了研究工作，並於5月底出版。
在這部書的後續出版中，弗洛伊德進行了大量的修正和補充。其中，特別應該提到的是關於割禮的簡短腳注，摘錄自雷特勒（Reitler）以及菲斯特（Pfister）的長篇引用，所有這些都在1919年補充到了書裏；1923年增加了關於倫敦卡通的討論。
這一成果並非是第一次利用臨床精神分析法來研究過去的曆史人物的生平。其他人已經在這方麵做過試驗。著名的有塞吉爾（Sadger），他先後出版了關於康拉德·菲迪南·邁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908）、萊瑙（Lenau）（1909）和克萊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2]不過弗洛伊德本人此前盡管曾經依據文學作品的部分章節進行過零散的作家分析，但是從來沒有開展過這種類型的完整的傳記研究。多年前，實際上是1898年6月20日，他送給弗裏斯一本有關C·F·邁耶的短篇小說之一《女法官》的研究——這篇小說有助於讀者了解作者邁耶的早期生活。然而，弗洛伊德關於列奧納多的這部專著，是他唯一一次大規模地涉足傳記領域。這本書遭到了異乎尋常的譴責和誹謗。在第六章開頭，弗洛伊德不得不為自己事先進行了辯護。很明顯，他這樣做是有道理的。甚至在今天，對於傳記作家和評論家們而言，這種辯護仍然普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