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自元朝定都開始，除明朝初期、中華民國等幾個短暫的曆史時期以外，都是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在七百多年改朝換代的曆史長河中，又多次展現出這樣一條規律：曆代的政治家想獲取九五至尊的地位嗎？就必須先占領北京，方能號令天下；各地的商人想發跡和操控全國的經濟命脈嗎？就必須先不惜血本，用錢打通和京城達官貴人的關係，方能達到所謂攜手共榮、進而取得互惠互利之目的。用老祖宗的話說，錢能通神，或曰有錢買得鬼推磨；用當代一個特大走私犯的話說：在當今的社會中，沒有用錢打不通的關節（大意）。至於軍事、文化等，與拙作無關，略。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思想觀念、國家體製等處於極大痛苦的變革中，因而北京既是領導這場革命的火車頭，也是中外豪商大鱷翹首攀附握有實權的新貴、進而達到官商勾結並獲取暴利的中心。用老百姓的話說：有權就有錢，有錢好用權。或許是北京是全國政治、經濟的製高點，所以大小商人都想到北京做發財夢。自然，在北京占有所謂天時、地利、人和的商人是極少數，登龍門而身價百倍者就更少之又少了！
對此，我從未和黃如論先生談議過。
或許是我出自作家那特有的敏感——本能地認為對於寫作《我心目中的黃如論》有所助益，有關黃如論先生揮師北上、進京發展這個議題，我們二人卻進行過多次探討。
在我與黃如論先生的交談中，曾經鄭重地指出：東南亞金融風暴不僅影響了福州房地產業的發展，而且對北京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清晰地記得那時京城的房地產業十分蕭條，蓋好的樓房少有人問津，說到價錢，隻有當今的五分之一，就說城內城外準備建房的大片空地吧，也長出了齊腰深的野草。因此，我有些不理解地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