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局促陝北一隅，根據國際國內的形勢變化，逐步改變了“抗日反蔣”的路線，打通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門。張學良是首推其功的。對此，周恩來多年以後，曾深情地說過如下一段話：
“當年是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黨內有爭論。張漢卿說：‘要抗日必須爭取蔣介石’，主張聯蔣抗日。他的愛國主義心情二十多年來，始終如一，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加懷念他。”
自然，中國共產黨改變“抗日反蔣”的路線，還受著其他條件的製約。例如，“兩廣事件”爆發以後，兩廣地方實力派高舉“反日”的大旗，與蔣介石集團公開決裂。這不僅促使蔣介石對日政策的明顯改變，而且還使其被迫與共產黨進行秘密談判。南京當局企圖利用共產黨給南方實力派施加壓力，還希望共產黨發表一項聲明，表示與國民黨合作。這等於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針對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提出的“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於八月十五日致電中共中央，明確指出：“我們認為，把蔣介石與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主要的敵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此外，不可能左右開弓，既順利進行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又順利進行反蔣鬥爭。同樣，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軍隊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這標誌著由“抗日反蔣”路線向“逼蔣抗日”過渡的完成。
隨著時日的推移，誠如徐帥所雲：“原來，我黨與友軍聯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麵的計劃，因蔣介石親臨西安大力‘剿共’，已瀕臨‘流產’危局。加之，當時陝甘寧邊區的數萬紅軍，在敵人重兵封鎖下，缺衣少糧，難以過冬，不得不準備進行新的戰略轉移。部隊開動前，我黨向張學良做了通報。張學良力主紅軍留在現地，‘熬過一兩個月’，等待西北局勢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