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十月初，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回國。他乘坐客車，穿越已進入初冬季節的西伯利亞，從滿洲裏回到了闊別近半年的祖國。
中國，尤其是東北三省在這半年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蔣介石屈膝妥協的立場，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白白殺戮濟南同胞之後，蔣介石又把北伐奉係張作霖的大權交與他的“丘八盟兄”馮玉祥，偕夫人宋美齡南下徐州，靜觀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揮兵北指，與奉係主力張學良親率的兩個軍團大戰於黃河以北，以定這次北伐的勝負。
麵對兵臨城下的四路北伐大軍，奉係老帥張作霖自知不是對手，在少帥張學良力勸之下，毅然通電中外：罷兵休戰，退回關外。就在張作霖等乘坐的“花車”（即專列）就要到達沈陽終點站的時候，預謀已久的關東軍於六月四日在皇姑屯炸翻“花車”，被炸成重傷的張作霖運回大帥府不久就含恨死去。
少帥張學良集國難家恨於一身，以弱冠之年受命於危難之中。他審時度勢，決定易幟，歸附南京國民政府，借以促成祖國的統一。但是，他的義舉卻遭到了內部親日派元老和外部日本軍國主義的堅決反對。為此，深諸縱橫之策的蔣介石派出謀士，並以金錢、地位為釣餌，力爭兵不血刃地促使張學良盡快易幟，從而完成所謂祖國的統一大業。
周恩來在途經沈陽的時候，向黨的滿洲省委傳達了六大的精神。與此同時，他又通過省委的同誌以及其他渠道，較為全麵地了解了東北三省易幟前夕的情況，並對張學良易幟後——即全國實現所謂統一後的政局作了估量。他的結論是：
“在帝國主義彼此間，在中國統治各階級彼此間，矛盾雖然存在，衝突雖然加緊，未來的大戰（按：指統治階級內部的大戰）雖然必不可避免，但我們切不可忽視對於中國革命的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們結合的力量現在還是比革命力量（工農兵士貧民）大，他們對革命的壓迫和摧殘現在還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