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蔣介石與諸地方實力派矛盾的加劇，在國內上演的新軍閥混戰的好戲也已拉開帷幕；隨著蘇聯反布哈林運動的展開，國際共運中反右傾的運動已經影響中國革命的進程。麵對國內、國際出現的新情況，中國革命向何處去，再次提到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來。為此，中共中央“為貫徹共產國際訓令，製定今後的工作方針”，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召開六屆二中全會。
誠如李維漢晚年所回憶的那樣：“這次會議全麵總結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工作，確定今後黨應該繼續執行‘六大’規定的‘爭取廣大群眾以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並規定爭取廣大群眾的十項任務。其中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統治，反對軍閥戰爭，深入土地革命，領導遊擊戰爭，加強兵士運動，注意青年婦女工作，擴大黨的路線方針的宣傳等。”會議強調指出：農民土地革命鬥爭的發展，堅決領導遊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與建立紅軍，“是推進革命**，決定全國工農最後暴動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總之，會議規定的上述基本任務大體上都是正確的。
但是，六屆二次會議在許多問題上所規定的策略口號都帶有明顯的“左”的傾向，許多是延續了“六大”的觀點。對此，李維漢同誌評述道：“例如，在反帝鬥爭中強調擁護蘇聯；在反對軍閥戰爭的問題上，不知道利用矛盾，而主張‘對於任何一方麵都加以堅決的攻擊’；在土地革命中，主張‘必須堅決的反對富農’；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否認其兩麵性，認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仍是目前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在職工運動中繼續強調赤色工會中‘左’的傾向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等。這些“左”的傾向，勢必影響中國的革命。例如所謂的“飛行”集會，就是上海工運中比較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