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就熱愛文學藝術，曾親自組織、參加文明戲的演出，且扮女角大獲成功。
周恩來喜愛文藝創作，尤喜愛新詩的寫作，而今保存下來結集出版的《周恩來青年時代詩選》，就是他青年時代在詩歌園地中耕耘的記錄。
誠如前文所述，周恩來自香港回到上海以後，對文化工作“也十分關心。當時，創造社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但主要人物郭沫若將去日本，成仿吾將去德國。周恩來就派陽翰笙、李一氓到創造社去充實並發展這個陣地”。他們去後，在不長的時間裏，就辦了兩個刊物：《流沙》和《日出》。“前者表示南昌起義軍在流沙的失敗，後者表示太陽又出來了。”
眼下，周恩來所關心的“創造社”與“太陽社”發生了激烈的論戰，且長達一年多的時間。盡管他自參加黨的六大之後，有近半年的時間不在國內，然而當他一踏上祖國的大地，就一定會過問這場非同一般的文壇論戰的。但是，遺憾的是所有現代文學史，幾乎都未提到周恩來對製止這場論戰、促成“左聯”的成立所起的作用。僅從他關心“創造社”一事來看，似不符合周恩來的性格與地位。
這裏，還是讓我們回述一下誘發這場文壇論戰的起因和經過吧！
大革命失敗之後，流血與不流血的階級鬥爭，強烈地震撼著每一位有良知的文藝戰士的心，使得每一位文藝戰士都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文學藝術向何處去？恰在這時，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黎、彭康、朱鏡我、錢杏邨、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潘漢年都相繼集中到上海。“他們對於文學工作不能適應現實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中國革命家以推動和鼓舞。於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由蔣光赤、錢杏邨等組織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對此，曆史已經作了如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