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根據李立三的報告精神，於六月十一日發出《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之後，李立三的頭腦逐漸升溫發燒，幾乎燒到了發昏的程度。他不僅敢於對抗遠東局駐上海的代表，而且他還以君臨天下的威風，批評一切不讚成他意見的同誌。
當時，毛澤東與朱德根據紅四軍的實際情況，不同意李立三對紅軍實力的估計，更不讚同以裝備很差的紅軍去攻打大城市，因為從軍事戰略上講這是錯誤的。為此，李立三在中央點名批評毛澤東，說毛是妨礙“猛烈擴大紅軍”的代表人物。他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礙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誌，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李立三批評毛澤東對紅軍發展仍是保持遊擊戰爭的觀念，而他認為遊擊戰術是不適合當前戰爭的需要。現在是需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所以紅軍應當擴大發展。
李立三為了改變毛澤東所謂錯誤的路線，又以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前委發去一封指示信，嚴厲地指責道：“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可是這一路線，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去的路線”。直言批評毛澤東等“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其錯誤可分為四個方麵：一是“站在農民的觀點來作土地革命，如像你們認為‘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二是“先完成三省邊境割據再打南昌”的“割據觀點”；三是“對於資產階級更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路線”，像“保護大小商人的口號”等；四是認為中央指示“爭取武漢的勝利”不可能做到，因為“帝國主義力量大”。最後，以命令的口氣指示：“中央的路線到達四軍後，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