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屆三中全會的主導思想，是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因此，大會開幕第一天的主要議程，也就是由周恩來作傳達國際決議案的報告。他依據該決議案的精神，全麵地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嚴肅地批評了李立三對形勢所作出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而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嚴重失誤。他在論述了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現之後，明確指出：“今天尚沒有全中國客觀革命形勢，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國的直接武裝暴動的形勢。”由於他在離開莫斯科接受任務的時候，共產國際明確指示，同中共中央在路線問題上沒有分歧。所以他在報告中主張：“中國黨的目前任務是在爭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中共中央“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他雖然認為李立三個人的錯誤是比較嚴重的，可也隻認識到這樣的水平：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其中包括：在形勢的估量上將某種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實際；忽視鞏固發展蘇維埃區域、組織革命戰爭；在城市中，把組織政治罷工的中心策略運用得太機械了；成立“行委”，停止黨、團、工會獨立活動和經常工作等。
與會者的發言，其中包括李立三的檢查，基本上統一在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以及周恩來的上述論證上。簡言之，與會的同誌都沒把李立三的錯誤上升到路線問題進行剖析和批判。
周恩來對六屆三中全會的貢獻，除去終止李立三的錯誤繼續發展外，他還強調指出：“現在的中心是在蘇維埃區域。不僅黨是（有）政權的黨，而且有紅軍、赤衛隊。而且是要發展及於全國，所以更要加強組織上的領導。”並提議設立蘇區中央局，指導全國紅軍的發展與蘇維埃政權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