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已過，米夫及其弟子們就忙於六屆四中全會的準備工作了。是為了避嫌，還是為了向各派做個姿態？米夫不僅要親自起草《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而且還把周恩來、瞿秋白等同誌排斥在籌備班子之外。這樣一來，周恩來就變得十分清閑了。
周恩來或許心中隻有黨的利益，抑或是像中國俗話說的那樣，生來就是操勞命，他內心想的事比召開任何一次黨的全會都多；因而，他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責任、精神上的壓力也就大得多。舉例來說：
既然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按照黨的章程，六大以來至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央委員都必須參加。可是在這樣急迫的時間裏，如何才能確保所有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到會呢？再者，在外地工作的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並不清楚黨內鬥爭的實質，就是趕來參加了四中全會，又會起什麽作用呢？
既然開的是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何孟雄等反對立三路線、反對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的同誌不僅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如何進行投票改選呢？米夫這位共產國際代表總不能采用指定的辦法吧？
既然開的是六屆四中全會，除去批判立三路線、批判三中全會調和主義之外，還必須把陷於分裂的黨統一在正確的路線之上，並對未來中國革命做出新的部署。隻要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要解決這樣多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給予充足的時間討論，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可是，米夫已經代表共產國際作出決定：六屆四中全會就開一天會議。周恩來聽後禁不住地暗自問：“這怎麽行呢？……”
但是，在國際代表米夫看來什麽都行。他在親自起草《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之餘，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不僅一手確定了出席會議的名單，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而且還指定向忠發、徐錫根、羅登賢、任弼時、陳鬱五人為主席團委員；他為了能使王明等人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又把王明、博古、沈澤民、王稼祥等人作為列席會員出席四中全會，並賦予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自然，他為了遮醜或是做給別人看，也有意把何孟雄等少數幾個既反立三路線、又反六屆三中全會，同時還反對王明等人的反對派，作為列席會員出席四中全會。與此同時，他們還確定了大會議程，共計八項：一、宣布開會；二、追悼為革命犧牲的烈士；三、推選主席團；四、向忠發作政治報告；五、討論；六、國際代表作結論；七、補選中央委員和改選政治局；八、閉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