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起義與長沙“灰日”暴動相繼失敗之後，作為中央組織局主要負責人的周恩來，必須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地處理各地暴動計劃以及相關的遺留問題。
首先解決的是有爭議的武漢暴動。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寧漢戰爭爆發，南京下令討伐武漢方麵的唐生智。湖北省委和長江局在羅亦農不在的時候，先後召開了第九次委員會，“討論唐生智敗退時黨的政策，主張利用寧漢之戰趁機在武漢三鎮舉行暴動”。十月二十八日，長江局書記羅亦農自長沙回到武漢，召集長江局會議，他力排眾議，於“次日通過了羅亦農起草的《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認為‘目前絕非繼續總的暴動時期’”。誠如李維漢事後所追論的那樣：“就武漢當時的情況而言，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根本形勢並未改變。當時，我們在武漢隻有六百名黨員和三千名工人群眾，要想奪取敵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因此，羅亦農不讚成武漢暴動的意見是正確的。
但是，“共青團湖北省委一部分人卻指責這是長江局決議案的錯誤和省委領導的錯誤，並認為：如果利用這次時機，‘在武漢我們不僅可以推翻敵人的政權，而且可以把革命的政權建立三天至五天之久’”。隨著形勢的發展——主要是受黨的“左”傾錯誤的影響，團長江局、團湖北省委代表劉昌群、韓光漢“向中央控告羅亦農和黨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潰逃時‘畏縮不前，臨陣退縮’，‘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之錯誤’”。
中央收此報告之後，在“左”的錯誤思潮的指導下，派出了一個由蘇兆征、賀昌、郭亮組成的三人特別委員會前往湖北查處。“特委赴湖北後，采取了錯誤的黨內鬥爭方針，對武漢問題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對此，羅亦農的妻子李文宜作了如下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