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職務名稱：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指史迪威新的名分）。
二、權限範圍：
（一）受最高統帥之命令，商承軍事委員會之同意，指揮中國陸空軍隊對日作戰；
（二）作戰計劃之製成須經軍事委員會之核議；
（三）對於所轄部隊，有依據中華民國法令執行獎懲任免之權。
……
上述條款，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東西，沒有一點實際的價值。因為這時的蔣介石依然在采取拖的戰術，決不會向中外明令頒布的。
在這期間，史迪威收到了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團由謝偉思執筆寫的報告，他讀後感到延安是那樣的神秘和親切。其中，毛澤東在會見謝偉思時長達八個小時的縱論，更是令他大有豁然開朗之感。使他更為感到驚奇的是，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評價與他不謀而合。他有意得意地反複讀著毛澤東的這段話：
蔣介石很頑固。他基本上是個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須了解這一點。我們是從經驗中知道這一點的。對他決不能心慈手軟，決不能屈服於他的威脅和恫嚇……美國很不善於對付蔣介石。它讓他的訛詐得逞——例如談論抵抗不下去了，隻好講和了……
美國現在的處境同珍珠港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完全不同了。它現在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培植蔣介石，拿他當小孩子來哄、來撫慰了。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為了戰爭的利益，他應當怎麽辦。可以把要蔣介石按美國意願辦事作為美國向他提供援助的條件。
（此引文選自謝偉思的報告）
史迪威越讀越愛讀，待到他最後一次讀罷“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為了戰爭的利益，他應當怎麽辦……”以後，他竟然笑著自語：
“此乃英雄所見略同也！……”
九月十三日，也就是中美關於史迪威授權問題會談暫告一段落的同一天，史迪威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了兩位共產黨的使者，他們帶來了毛澤東和朱德對他的問候。遺憾的是在他的日記中既未寫明來訪者的姓名，也未記載他們討論的內容。他隻是在給馬歇爾將軍的報告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