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走馬上任不到牛年，他不僅扭轉了因顧順章叛變而造成的被動局麵，同時還經受住了黨的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的考驗。然而當他想到自己主持的二科主要任務是偵察敵情、搜集各種情報，為黨中央決策提供依據的時候，就越發地感到周恩來同誌行前叮囑的重要性。
潘漢年對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圍剿”紅共、命令CC等係統的特務在上海、南京等地進行反共、防共的特務活動的現實，他采取了相應的防範和反擊的措施：在敵人的心髒中樞機關增設可靠的耳目，力爭及時掌握情報，變被動為主動。例如：
國民黨設在上海的市．黨部屬下的組織部，是上海反共的“心髒”機關。其領導人吳開先又是一個有著反共經驗的特務頭子，幾年以來，他建立了一個組織嚴密、行動有效的龐大的特務係統。另外，他隻對CC派首領陳氏兄弟負責，獨立於設在上海的國民黨軍政機關之外，是一個獨往獨來並握有實權的特務組織。加之他的幹將都是清一色的反共分子或革命的叛徒，若想從中找到為我所用的耳目真是難上加難！
潘漢年沒有知難怯步。相反，他從傳統的治國之術進行冷靜的分析：越是權限高度集中的組織，其成員的心越是分散的。因為最高的當權者為了行使其獨裁權力，把手’卜的幹將分為三六九等，這就必然產生所謂的離心力、而這種人為的離心力，就是為人所用的最重要的心理條件。換言之，潘漢年斷定吳開先所領導的市黨部屬下的組織部，一定存在著這種為我所用的離心力。
另外，潘漢年從傳統文化入手，知道我國自古以來的當道者都不信任叛徒―既然能叛他投我，當然還能叛我投他。這就決定了當道者對叛徒隻有使用價值，而絕無可能成為親信和死黨。久而久之，已無使用價值的叛徒就會受到冷遇，或棄之不用。就是尚有用處的叛徒也難以入圍圈內。結果，就會產生一種莫名的失落感。而叛徒所受到的冷遇，並由此而產生的失落感，就是為我所用的缺口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