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國有思想在中國曆史悠久。受後人推崇的先秦“井田製”，人盡其能，各人耕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看似寬鬆富足，但他們隻有土地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井田製本質上是土地國有、等額承包的製度。當時不僅是農田，凡是雙眼所及之處都是國有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當時的天子，“公私分明”，凡是使用權給予臣民的土地收入，比如，田租賦稅，歸入國庫；凡是禁止百姓使用的山林河流的收入，歸君主私人享受。在漢朝，前者收入歸大司農所管，支持政府運轉，後者歸少府所管，政府無權支配。隨著人口的增多，人們漸漸侵入君主所有的山林、河流，又在農業基礎上發展出了工商業。政府禁而不絕，就在交通要道和城郭處設置關卡，向工商業者征收重稅，等於默認了私人工商業的存在，同時參與分配，從中分得很大的一杯羹，算是行使自己的所有權。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各朝各代對農民的田地使用權相當尊重，很少剝奪農民的使用權，同時承認農民之間對田地的繼承、買賣關係。所以，古代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近似於所有權。但這種權利和所有權還是有距離的，起碼在觀念上，官府、社會和人們都承認土地國有的合理性。
秦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統一的中國。法家主張國家的統一、秩序和強盛，為此國家要力行集權，削弱社會力量，掌握足夠多的資源。國家對經濟的強製參與也就順理成章了。同時，法家力求政權穩固，排斥社會流動性，視工商業為不穩定因素，主張“農本工商末”“重本抑末”。重農抑商思想自秦朝產生後，被後世朝代奉為圭臬。
西漢初期信奉清靜無為，公權力自動退讓，中國社會擁有了短暫的自由經濟時期。到漢武帝時期，工商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相當繁榮。吳王劉濞、大夫鄧通和少數大商人，富可敵國。商稅超過了田租，少府收入勝過了大司農，也就是漢武帝私人收入超過了西漢政府的收入。漢武帝屢次出擊匈奴，每次都是大手筆，向南又鎮撫蠻夷，朝廷入不敷出。漢武帝拿出少府的收入支持政府，還是不夠。他鼓勵富裕百姓，主要是鹽鐵商人，向朝廷捐款，結果應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