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後，洋務企業興起。這些企業與傳統的官營工商業不同，使用的是新式機器、雇用了大量工人、按照西方工廠形式組織生產。這些新興的企業依然受製於政府公權力，浸染了深厚的官場習氣，非但沒有逃脫國有企業的窠臼，行政化、官僚化反而更加嚴重了。
洋務企業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純粹的“官辦企業”，如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安慶軍械所等。官府直接任命官員為企業負責人，按照官府組織形式配置管理層，根據官場的作息、習慣和標準來生產經營。比如，“（江南）製造局積弊，再換一總辦，即添用心腹委員三四十名，陳陳相因，有增無減，故司員兩項，幾至二百，實屬冗濫”。第二類是“官督商辦”的企業，名義上“商辦”，實際經營管理大權依然操在官僚手中。官府委派一批官僚來企業“督辦”“會辦”“幫辦”。
西方人考察中國近代企業時，常常奇怪工廠裏有一些衣冠楚楚的人，在若無其事地閑坐、喝茶、聊天，此外還有更多的人為他們端茶倒水、聽候使喚。不用說，這些人就是衙門派來“監督”“幫助”企業經營的官員。這些人除了偶爾訓斥工人外，從不過問企業經營，主要精力放在了迎來送往和“跑衙門”上。他們所爭的是企業的級別：到底是朝廷直轄的企業，還是省級創辦管理的，還是州府縣的小企業。似乎進了高一級的企業，就進了更高一級的衙門，有更好的“官途”。企業被當成了攀比級別的機關，論資排輩的場所。
李宗仁年少的時候曾經去類似的企業——紡織習藝廠做過工，在晚年回憶錄中向我們描繪了官辦企業的內部情形：
這時候，各省正在試辦“新政”，廣西省新設獎勵工商業的“勸業道”，並在桂林城內設立“省立公費紡織習藝廠”，招收二百學徒，學習紡織。……這習藝廠是由桂林城內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廠的目的是訓練一班學徒用新式方法來改良舊式的木機織布。這在當時算是新式的工廠，規模很大，廠長似由勸業道道台自兼，訓練也還認真。我們的廠長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廠內自然也有些官場應酬。我記得廠中當局有時在廠內請客，規模極大。我們學徒隻可從遠處看去，那一派燈光人影、呼奴喚婢的場麵，真是十分烜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