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臨沂方麵拒絕派人北上，根據山東省革委會文化組的指示精神，省博物館決定委派本館吳九龍和修複室的青年修複專家楊正旗押運竹簡赴京，並作為山東方麵派出的專家，與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專家會合，共同對出土竹簡進行整理、保護和研究。
鑒於時間緊張，博物館方麵來不及訂購車票，1972年5月8日淩晨2點51分，吳九龍、楊正旗攜兩箱竹簡登上了由上海開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當吳、楊二人上車後，發現車廂裏早已人滿為患，不僅座位全無，狹窄的過道裏也滿滿當當，整個車廂彌漫著嗆人的煙味和熏人的臭氣。無奈之中，二人隻好把箱子放在兩個車廂相連的過道裏，由於木箱有較強的承重能力，每人放一個在身下，既保證了安全，也算有了個硬座。
主管全國文物工作的王冶秋
列車在濟南站短暫停留後，又喘著粗氣緩緩向北馳駛，當越過著名的黃河鋼架大橋後，開始加速奔馳。略帶幾分涼意的暖風從打開的窗子飛躥而入，在車廂中來回飄**，讓人在微醺中昏昏入睡。麵對暗淡的燈光和紛亂中漸漸沉寂下來的車廂，吳九龍對楊正旗說道：“你閉上眼睛打個盹吧，箱子我照看著。”
“還是你先來吧。”楊正旗推讓著。
“你知道，今晚我是睡不著的，一是惦記著咱的箱子，再一個是就要見到我的父母了，心裏感到熱乎乎的。”吳九龍說著，有些濕潤的眸子裏閃著激動的亮光，隨後又苦笑了一下，眼望漆黑的夜幕，在隆隆的列車行進中，斷斷續續地憶起了來山東前後所經曆的一段悲歡離合的往事——
自打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下放到浙江省軍區喬司農場勞動，隨後又被發配到嘉興農機廠當了一名車工之日起，吳九龍覺得也許他這一生都將與自己所鍾情的考古工作絕緣了。麵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自身所處的工作、生活環境，他不得不放棄學生時代的理想，一門心思幹好眼前的工作。由於在北大讀書時自己學過繪圖，對工廠的圖紙很快就能看懂領會，進廠兩個多月便可作為骨幹力量開始和師傅們輪流頂班勞動了。1971年底，隨著政治形勢的好轉和國家籌辦“兩大文物展覽”的契機，在周恩來、王冶秋等人的努力下，圖博口下放的部分業務人員開始陸續歸隊。趁此機會，在國家文物局工作的考古學家謝元璐給遠在浙江嘉興的吳九龍寫信，希望他能歸口工作，繼續為新中國的考古事業做貢獻。謝在信中透露，除北京、上海、天津等三個直轄市明確規定不能進入外，其他省市都可自行聯係歸口事宜。吳九龍是在北大讀書時，在隨老師和同學到山東臨淄春秋故城的發掘工地實習時和謝元璐相識的。當時謝作為著名考古學家，代表國家文物局負責這個考古工地的協調工作，吳隻是一名普通學生，但就這樣兩個無論是地位還是年齡都懸殊的人，卻陰差陽錯地建立了深厚友誼。盡管後來二人天各一方兩茫茫，但友誼之情未了，來往書信未斷，在這個節骨眼上，吳九龍接到了謝元璐的來信，並準備按照謝的意圖開始行動。因為從事考古工作是自己終生的理想。自從當年由中學畢業考入北大曆史係後，吳九龍就曾設想進考古專業學習。一年後，曆史係開始分為中國曆史、世界曆史和考古等三個專業，吳九龍被劃到了曆史係。為了實現進考古專業學習並成為一名考古學家的夢想，他找到了對自己倍加關愛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家楊泓。經楊泓向當時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推薦，才改修考古專業，並因各方麵優秀的成績當選為考古班班長。這位當年的一班之長，自然不能拋卻自己的追求和夢想，所以當冬天過去，春天再度來臨之時，他要從蟄伏的大地深處探出頭來，重新回到生機盎然的天地之中一顯身手，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