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美國古人類學會副主席的夏皮羅，曾於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任過三年的解剖學教授，並跟隨魏敦瑞研究過一段時間“北京人”的生理結構。後來，隨著日美關係日趨緊張，夏皮羅先於魏敦瑞兩個月回到位於紐約的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二人在回到美國並共事於自然曆史博物館古人類學部的歲月裏，彼此肝膽相照，風雨同舟，並利用部分時間堅持研究由北平運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而，無論是考古研究事業還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羅對魏敦瑞給予尊敬的同時，對尋找“北京人”之事同樣有著較大的熱情。而後來又因魏敦瑞去世前的囑托，尋找到“北京人”就成為夏皮羅後半生最大的願望。隻是限於當時的條件，他不可能得到前往中國的護照。
然而，中美之間自1950年之後發生的指控與反指控的輿論大戰，既為夏皮羅尋找“北京人”提供了一些新的線索，又為夏皮羅提供了許多思考。遺憾的是，慘烈的朝鮮戰爭結束後，中美兩國繼續對峙，相互煽動著仇恨，使夏皮羅尋找“北京人”的工作陷入僵局。直到曆史的腳步跨進了70年代的門檻，隨著中美關係日漸緩和，夏皮羅尋找“北京人”的工作才開始出現了起色。而與此同時，許多當年被卷進尋找“北京人”行列之中的圈內圈外人士，也對尋找“北京人”之事開始躍躍欲試起來，一個看似偶然的事件，令夏皮羅有機會進入這個神秘的領域。
這是1971年4月某日的一個早晨，原魏敦瑞的助手、著名古人類學家費爾塞維斯還未起床，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便驟然響起：“你是費爾塞維斯先生嗎？”
“是的。請問……”
“我是戴維斯。”
“哦，戴維斯，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