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是一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它提示人們：一、既然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那麽所有當代人的思考與想象，尤其是對曆史的想象，就有可能通過思考與想象呈現出來。至於呈現出來的這一“曆史”，還是不是當初的那一段“曆史”，在我看來，就很難說啦。二、克羅齊的這一說法的確是極其實用的，尤其對那些想象力極其豐富但缺少史學素養的人來說，克氏的理論便極具“解放思想”的魅力。一方麵，它催生了大批以想象力來寫作的人們的創造**，產生了一大批以曆史為名號的各類叢書的出籠；而另一方麵，它又使那些紮實而又認真鑽研曆史、考究曆史的人們產生了困惑。是的，現在研究曆史、考究曆史，還有多少現實意義呢？沉浸於曆史之中能發家致富嗎？眼看著一批又一批以離奇的想象力來寫作的作家，用玄之又玄的所謂“戲說”，一遍又一遍地走“紅”市場與影視界，還在曆史的考究中泥足深陷，不是顯得極其愚笨與癡傻嗎？
所幸，我遇到的著名紀實文學作家嶽南既沉浸於考究曆史的深層次的追究之中，又能於此間超脫出來；既像一位考古專家那樣陷於發掘古跡的現場，又能沉浸於過往的故紙堆中苦研細鑽地尋找拓展曆史新發現的蛛絲馬跡；既循史而上，又能展開想象；既把克氏的話不當回事，又能把考古學的新發現融進自己的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此次出版的《日暮皇陵》《絕代兵聖》《天賜王國》等紀實性文學作品，即是其例。
嶽南不是那種正麵強攻曆史正史的寫作者，而是尋找正史，靠攏正史，接近正史，力求以考古人的眼光來看待曆史，理解曆史，發現曆史，寫作曆史，當然也就是創造“當代人的曆史”的寫作者。作為嶽南的老同學，我是極其欣賞嶽南的寫作的。之所以用“寫作者”而不用“創造者”的提法，是因為嶽南的寫作更接近由考古的發現而生發想象的創造，而不是由想象力的激活創造的想象的曆史。這是兩種對待曆史的態度，也是兩種不同的對待克羅齊理論的態度。前者是嚴謹的想象與創造，它們當然同時都是創造，這裏的關鍵問題是——我們應當向讀者提供怎樣的曆史創造？在我看來，作家嶽南此前創作出版的《風雪定陵》（與楊仕合著）、《西漢孤魂》、《複活的軍團》、《萬世法門》（與商成勇合著），以及後來創作出版的《日暮皇陵》《絕代兵聖》《天賜王國》等長篇曆史紀實文學，向人們提供的這個文本，就不僅是想象的極致，更是考究曆史，甚至深入到考古現場，通過一件一件的出土文物來想象與創造的曆史報告。他的創造，準確地說是他的寫作，複活的不僅僅是定陵、清東陵、《孫子兵法》、三星堆、金沙等等曆史，其內在的文化與精神特質，更在他的考證與追尋之中實現了曆史的“複活”。我欣賞這種複活，因為在我們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古國，的確淹埋了無數的如《日暮皇陵》《天賜王國》一般的曆史。對後人來說，對於曆史的認識、理解與評判，實際上就是文明進步與否的尺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