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時，中國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傳把遠古時期的曆史傳述下來的，隻是到了文字產生之後，遠古的曆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跡，才用各種書寫工具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口耳相傳的緣故，對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後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於古史的記載就變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說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吞吃玄鳥卵而生契，周之始祖薑嫄履大人跡而生後稷等，顯然是神話，若以今天的科學眼光分析，實際上反映了原始社會隻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關係。
麵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說的古史係統，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個時候隻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說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後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統後，朝中大臣圍繞實行郡縣製還是分封製展開了爭論，在丞相李斯的鼓動和蠱惑下，發生了曆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關於焚書之事，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焚書，對先秦典籍無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國史書損失尤為慘重。正如司馬遷所言：“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但是，由於《詩》《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遠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複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發現，引發了曠日持久的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後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著辨偽學的發展。頗為著名的《尚書》的發現與辨偽可以說就是一個非常生動、有趣、典型的個案。